忆仲旭:“因为他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

Posted by gadfly on 九月 1st, 2014 filed in 旧事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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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识仲旭有十多年,只见过一面,那也成了唯一一面。

每年给学生上课时定会给学生放电影《一九八四》,并推荐他们读原作。末了,还不无得意地说,译者孙仲旭是我的朋友。只是这朋友两个字,我很难名副其实,虽然离广州并不太远,却一直没有专程去拜访他。而仲旭却真真地担当得起朋友二字,只要你需要他,他就在那里,无论是探讨翻译难题、吐槽劣译滥书,分享美食美景,只要在微博上豆瓣上邮件中电话里招呼一声,他就不温不火要紧不慢地给你一个回应。

2002年4月17日。我收到仲旭给我的第一封邮件。那时我曾做过一个奥威尔为主题的网站,收罗与他有关的种种文字。仲旭来信告诉,他是网站上收录《我为什么写作》的译者。他后来重译了一次,希望我能替换掉原来那篇。我们就这样通过邮件有一搭没一地聊起来。原来他年长我一岁,原来我们一样都是英文系毕业,原来我们同样正做一份不那么热爱也不那么憎恶的工作糊口。那时,他用业务时间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即将出版。

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了仲旭译的《塞林格传》,于是毫不犹豫买下来,还写信向他汇报。谁知,他却回信说这本译得不太好,不太值得读,他倒是认真地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是尚未出版。当时未曾明了这话的意思,许久后见到他在豆瓣豆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辞条写下这么一句“我译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的第10本。”,才慢慢体会到个中颇有些不足与外人道的意味。

和仲旭聊得最多的还是奥威尔,他一再鼓励我将奥威尔其人其书在中国的“旅行”作番研究,他在信里给我提供了不少材料。

奥威尔在中国的地位变化的确很耐人寻味。在王佐良编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仅仅两三处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主要是以散文作家来说的。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给了他不少篇幅,但仍不脱“反共作家”的标签。在中国,真正给其公允评价的就是董乐山,但在他的四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也能看出他对奥威尔的看法嬗变,很有意思。而最近看到冯亦代的旧书《撷英集》(敦煌文艺版)中对1992年一本奥威尔传记的评论中,竟谓奥在文学史上全无地位,此老先生冬烘了一次。

而我竟一直辜负着他。

一次,收到仲旭来信问我是否有董乐山译的《奥威尔文集》,他正在译奥威尔的传记,要查对一下董乐山先生译的几篇散文,信末他说会将书复印下来,然后原书一定会璧还。尽管我给他寄书时一再声明,书留在他那里更有用一些,但仅仅一周后,就收到他精心包裹的那本《奥威尔文集》。听说我学过一阵子Esperanto,在翻译《奥威尔传》时他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是否能找到奥威尔与世界语者组织的往来、《一九八四》附录《新话的原则》与世界语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后来读到《奥威尔传》发现这其实只是其间寥寥数笔,方知他译著之时精细的考证工夫。我那时忙申请去英国念书,记得他还曾特意嘱咐我有机会碰到当地人,问一下Wigan到底是读作维冈还是维根。

2004年1月15日,我搬到英国一个小镇读书正好一个月,恰是文化休克犯着汉字饥渴症的时候。一大清早被邮递员叫醒,原来有个来自广州的包裹,急不可耐地拆开,是一本《奥威尔传》。那种欣喜实在是难以名状的。我去信致谢,他却只是平淡地回信说,不用客气,因为工作关系,邮寄东西挺方便的。我无以为报,只有拿着书到屋后的一条叫Orwell Close的路上照了一张相,寄给了他。

读罢译作,我忍不住自作聪明去信指摘译文中为了追求简洁,而显得有些文白相间。仲旭特意回了封信给我:

对奥威尔很是感兴趣,但是目前还没有专作学问的心情,只是零敲碎打译一点,写些文章而已。我之翻译,本来就是无心插柳的事,走过不少弯路,近来才多看一些指导翻译的书。在风格上,目前追求的是简洁、准确。《奥威尔传》的原文更学术化一些,我已经做了不了努力想使它更好读一些。同时,我希望在语气上译得客观、冷峻一些,所以才有不少文白夹揉的地方,若是译生动如白话的小说,我则会注意避免。总之,对于翻译,我目前仍是乐此不倦,希望渐渐能有所进步吧。

后来,仲旭有了博客“一亩三分地”。他的每月观影记、读书记也成了我读书与观影的索引。他的Naming words更是也会抄录在自己笔记里。此后更多的互动是在豆瓣、微博。有次在大英图书馆见到一个科幻小说的展览,里面居然展出了奥威尔的笔记本,连忙用手机拍下奥威尔手写的的大洋国三个口号,然后四处找寻免费wifi上网发到微博上@他一下。在纪念品店里见到一只企鹅版《一九八四》封面的咖啡杯,我问他的邮寄地址,好送他一只。他回答不用了,万一邮寄时摔坏了怪可惜的。我当时竟没有坚持一下也就作罢了。

2010年秋天,我决意离开英国,和仲旭谈起这事,他提醒我,怎么不在英国找找奥威尔的故迹。于是在他的帮助下,做出一份奥威尔的伦敦地图。然后按图索骥,每到一处便拍下照片传给他。记得我告诉他Langford Court是在一个叫abbey road的地铁站下车。他责怪我,怎么没在这条路上拍张照。是呀,他可是《见证披头士》的译者。

2010年10月10日我专程去了一趟牛津附近一个偏僻乡村找寻奥威尔的安眠之所。临行前,发现手头并没有仲旭的译作,于是从网上找到他作品的封面存在我的电子阅读器中,带到奥威尔墓前留影,并找来几株野花献在墓前,其中一枝特意代仲旭署着 Translator of your work。

后来,他在博客里写道:

如果我真的身处奥威尔墓前,很可能百感交集乃至流泪,因为可以这样说,在选择了文学翻译之路这件事上,奥威尔对我有着决定性影响。翻译奥威尔是我的一个长期目标,至今翻了他的四本著作和一本传记,超过70万字。但是毕竟好久没翻译他的作品了,上一次译,还是06年初译《巴黎伦敦落魄记》时。我一直计划再译两三本他的书,却老是开小差去译别的作品——尽管也都是不错的,我喜欢的。但是我对奥威尔欠的这份“债”却一直压在心头,不能再拖了,明年之内,一定会先完成一本。时间已经证明了奥威尔的价值,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把奥威尔译下去。

遗憾的是,他无法再完成译就奥威尔全集的宏愿了。

2012年7月22日,正好去广州办事,临行前记起给仲旭打了个电话。他忙说一定要见见。考虑到我对广州交通并不熟悉,他横穿了大半个广州约在我住处附近的一家餐厅。那是个夏日正午,我赶到时,仲旭已提前抵达了,正静静地坐在餐厅一角拿着一卷A4纸打印出来的译稿校读。尽管是初次见面,我们毫无生疏感,他拿出一本《梦想家彼得》说,这本书是他为儿子而译,所以这本书不是送给我的,而是送给我儿子的。

大约不让我心有负担,他连称这里虽然离他家远,但他常来,作为吃货他对此间的湛江菜馆情有独钟。仿佛还是特意“挑衅”地问,有一种沙里的虫子,你敢吃吗?我拍着胸膛:我念过人类学,当然要吃。他还特意掏出手机,拍下来,发了条微博。于是,就着沙虫萝卜汤,他问起我的田野故事,谈起他的非洲之行,大讲各种政治不正确的笑话。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非洲民族志。我几乎不加思索说:《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在写论文痛苦不堪之时的枕中秘籍。不过就像小时候的饼干盒子一样,不舍得一次吞个精光,每次只偷偷瞄上几眼。他听罢哈哈大笑。后来在豆瓣见到他几个月前读过这本书,不知那时他读这书时是在捧腹大笑吗?

一锅沙虫很快被我们吃得精光,我们也从如何阅读奥威尔谈到了如何与孩子相处,直至日影西斜,只得约定有机会他带我几次吃遍广州田野考察。原以为是后会有期,没想到竟是一期一会。

2003年时,仲旭曾寄给我一首他译的关于奥威尔的诗歌,不知道这首诗曾经公开发表过没有。他当时曾希望我放到那个奥威尔网站上,让更多人读到。那个网站早已不复存在,但这首诗和仲旭其他的译作一样一定会有更多人读到、被更多人记住。

    乔治·奥威尔

(英) 罗伯特·康奎斯特

孙仲旭  译

道德和思想的冰川稍稍融化

显出他热切意图的威力。

因为他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

严冬不再将其猎物如此紧抓。

可以看到,他的帮助并非谁都感恩,

因为他们多么恨他,是他收起

速效功能神话带来的慰籍

证于无情的世界和他们更无情的心。

我们亡于话语。他恢复了作为标准

真正的人,真正的事或物;

——因此我们看到并非战争而是受苦

两者同至尤其应当痛恨。

他与伟大的世界分享——为更伟大的目标——

其真诚,具有奇特而巧妙的力量

你只跟少数几个不会背弃你的人分享,

十几位作家,加五六友好。

一个讲道德的天才。寻求真理

有时被我们视作蠢行而不以为然,

就像达尔文向植物吹巴松管;

他亦会犯错,但绝不自称天使。

而那些人将某条真理的经验主义局部

浸于激情诗歌或者教条并变得狂热;

——他们却不比任何一位作家的诗味更多

他把这一教训留给了所有诗歌,所有艺术。


“不作保证”的霍尔:霍尔的研究,霍尔研究,霍尔后研究的文献回顾

Posted by gadfly on 二月 10th, 2014 filed in 人模狗样, 抄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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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霍尔先生噩耗,找出这篇十年前的阅读札记,悼念这位深深影响着我的伟大的文化研究学者。

原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 章戈浩(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背后往往会不依他们个人意志而出现一个以他们本人为知识生产原材料的工业。现在对斯图亚特霍尔这样一位仍积极投身于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予以定论似乎还为时过早,而一个以霍尔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工业却正在形成。自从霍尔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对他以及他作品的赞喻与批评之辞已日益增多。由于霍尔本人涉猎广泛,并不囿于固定的学科领域,对他的标签也包括社会学家,传播学者等等,对他评述的作品也会来自不同的领域。具有讽剌意义的是,虽然霍人长年致力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对他本人以及他作品的研究却正在成长为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而与此同时,霍尔研究的兴起也伴随着霍尔式研究的推进。一方面霍尔被供进圣坛,被不断当作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被另一些学者重新磨砺,当作现实斗争的武器。这样,霍尔本人的学术努力,对霍尔的研究,霍尔式研究,共同交织,将霍尔的思想送进批量生产的工场和知识交锋的战场的可能同样存在。霍尔本人在提到马克思主义时,曾使用了一个术语Without Guarantee。强调理论的开放性,认为理论并不是封闭的结果决定论,改革力量只有经过历史与理论辩证才能产生。事实上这一评论放在他本人身上同样适用。

霍尔的生平与早期作品

霍尔1932年生于牙买加,成长于一个他自称为“一个想成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下层中产阶级家许,而上层上产阶级家庭又想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式家庭”。1951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56年由于他放弃了以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斯为课题的博士学位。也正是此时,他与新左派发生联系,并随后担任了《新左派评论》的编辑。1961年,他开始学术生涯,进入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教授媒体、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的课程。1964年,他受霍加特之邀前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自1968至1979年他担任了该中心主任。1979年他前往公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97年退休。

目前尚无一部完全的霍尔作品全集,事实上,很难清晰地分别在诸多书脊上冠以“霍尔等著”中哪一些具体由他亲自操刀。这一事实体现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公开大学乃至英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传统:许多重要的作品和研究项目均是合作产生。霍尔的早期作品《大众艺术》是与Paddy Whannel合著,《仪式性反抗》是与托尼 杰弗逊等人(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Brian Roberts)合编。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本人反对以选本、读本、全集等方式出版他的作品,主要他不愿以在这种选编过程中生产出对他作品本来不具备的一致性。当然,分散的文章更便于他根据现实,不断地作出修订与重述。他关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发展的几篇文章如《媒体话语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 of Media Discourse)与《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文化研究与中心:问题意识与问题》(Cultural Studies and Centre: Problematic and Problem)与《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之间明显存在前后演进关系,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流露出痕迹。由于同样的原因,霍尔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在陈光兴与大卫 莫利编辑的《斯图斯特 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中文版)列了较为完整的目录。

霍尔在新左派时期最主要的论文是1958年发表于《大学与新左派评论》的《无阶级的意识》。这篇对工人社区战后对待消费态度的变化的分析已经显露出霍尔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立场。

1964年出版的与韦纳尔(Pdaady Whannel)合著的《大众艺术》是霍尔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这本书与后来霍尔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思想上的差异,却无疑是霍尔思想的地平线。他并不是从学术研究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而是通过与新左派的联系,从另一层面进入这一领域。这本书正是他“前文化研究”的新左派生涯与“文化研究”思想的承先启后的转折点。在这本书中他形成了后来一以贯之的思说,文化不仅仅只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反映,而更具有构建作用。他挑战了传统的高文化好,低文化不好的思维模式,同时又力图区分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在这本书中他坦言来自霍加特、威廉姆斯以至利维斯的影响。而有趣的是,在这本书中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虽然很容易从中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从编码/解码到受众研究

1972年霍尔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集第3卷中发表了《新闻照片的决定》(The determination of news photographs),这篇文章明显受到巴特符号学的影响。此后他又陆续写作了《越轨、政治与媒体》(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以及对图片新闻杂志Picutre Post,以及对电视节目Panorama的分析。当然在这一系列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的媒体分析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7辑上发表了《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doc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使他后来颇受传播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编码-解码”理论。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观点论证,媒体话语不是呈现意义,而是在社会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生产意义。这篇文章的一个更正式和更广为人知的版本《编码/解码》于7年后在重新编辑的伯明翰工作论文集《文化、媒体、语言》(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中出现。后者已有多种中文译本,国内学术界也已有不少讨论。

英语世界较早而且较有影响的对编码/解码的研究是发表于1983年的贾斯汀 韦沦刘易斯的(Justin Wren-Lewis)的《编码/解码模式:批评与解码研究的再发展》。这篇发表于《媒体文化与社会》的文章很快被诸多实证研究所超越。由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他的学生大卫莫利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引发了对这一模式的实证证明或证伪的风潮。类似的研究还包括霍尔的另一弟子 Janice Winship于1980年发表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59卷的《女性杂志的广告1956-1974》(Advertising in women’ magazine: 1956-1974,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59, 1980)以及Buckingham 的《公众秘密:东区人及其观众》(Public Secrets: Easterners and its Audienc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London,1987)。而这一系列研究实际上将原来的媒体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从文本解读引入到受众研究。事实上大卫莫利等人的作品不仅超越霍尔研究的意义,反讽的是他们的研究也成为当前媒体研究的经典文本,成为了被研究的对象。

从《仪式性反抗》到亚文化研究

1976年出版的《仪式性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则不仅是冠以“霍尔等著”的重要作品,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甚至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全书含十九篇作品,包括理论一、民族志、理论二、方法四部分。大部分作品来自霍尔的弟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现今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如迪克 海布迪支、保尔 威利斯、安吉拉 麦克罗比、格雷厄姆 默多克等。署名霍尔、约翰 克莱尔、托尼 杰弗逊、布莱恩 罗伯茨的《亚文化、文化与阶级》(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长达数十页,是一篇作为全书导言性质的文章,正在此文中出现了对亚文化的重要定义:这是青年通过风格协调他们的阶级存在。

类似于《编码/解码》引发了受众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仪式性反抗》则引发了亚文化研究。1997年由Ken Gelder and Sara Thornton所主编的《亚文化读本》(The Subculture Reader)一书中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亚文化的两大传统。在《仪式性反抗》中出现了的不少篇目和作者,此后不断地在亚文化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直到他们如今也被视作经典。比如曾参与了《仪式性反抗》一书的海布迪支,将他在书中的研究《摩登派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od)进一步深入,于1979年出版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另一名作者保罗威利斯的研究《吸毒的文化研究》(The Cultural Meaning of Drug Use)也曾入选书中,此后他沿袭对白人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与阶级、意识形态的关注,发表《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这都已成为亚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有趣的是同样在《仪式性反抗》中出现的安吉拉 麦克罗比的《女孩与亚文化》,引发了麦克罗比本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取向。而这一支女性主义研究的出现在学科政治的意义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而他的离开又为他个人思想的演进与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从《监控危机》到道德危机研究

《仪式性反抗》出版2年后,霍尔与B Lumley, GmcLennan共同编辑了《论意识形态》。这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系列作品中理论性最强的一部。书中霍尔亲自执笔的文章有两篇《科学的腹地: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The hinterland of Science: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和他与此书另两位编者共同写作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葛兰西》(Politics and Ideology: Gramsci)。同书中还收录了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介绍。这本书明晰地显示出对霍尔思想形成的两个重要理论资源葛兰西与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出版的同年霍尔参与编辑了《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此书被有的评论家当成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最成功的研究作品。这本书源自1972年11月的汉茨沃斯事件。一个爱尔兰工人在伯明翰的汉茨沃斯被几个黑人少年抢劫殴打。这种被称为mugging的行为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仪式性反抗》一书已有了对此事件的最初反应。《监控危机》则将对mugging的研究放到了“道德危机”的语境中。在方法论上《监控危机》与《仪式性反抗》基本相同,也同样显现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虽然这两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一个是白人工人阶级的亚文化,另一个则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黑人。但两本书都是对战后英国的文化进行民族志纪录性与结构性的解读。这两部作品不仅纪录大众媒体对白人青年亚文化,还是黑人青年犯罪的担心,以致对社会道德堕落的恐惧,而且更深入地分析这种道德危机如何在大众媒体和社会心理中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种道德危机其实只是英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隐喻。被媒体所斥责的亚文化或是mugging,以致后来其他的道德危机中的民间恶魔(folk devil)在霍尔等人眼中,不过只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

对《监控危机》一书的最出色的分析是载于1992年出版的《阅读文化研究》(Reading into Cultural Studies)一书,然而《监控危机》一书不仅仅成为了被研究的文本,而是引发了道德危机的研究。1982年出版并于1994再版的《帝国反击战:70年代不列颠的种族和种族主义》更是进一步阐发了《监控危机》一书中所提及的几乎所有议题。虽然这本书并非道德危机研究的首作俑者(最早的研究是出版于1973年的斯坦科恩(Stan Cohen)的《民间恶魔与道德危机》(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St Albans: Paladin),而这本书中对道德危机所作的深入研究,此后被发展成为为英国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道德危机最出色的研究包括彼得 戈尔丁(Peter Golding)与苏 米德顿(Sue Middleton)1982年出版的《福利的形像》(Images of Welfare),在这一研究中戈尔丁对福利社会中对贫困现象的新闻报道为个案,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道德危机,这部作品也开辟了研究西方媒体中的贫困现象这一新的领域。高菲 彼尔森(Geoffrey Pearson)于1983年出版的《流氓》( Hooligan)则回溯了十九世纪的道德危机。Simon Watney 于1989出版的《监控欲望》则从书名上就可以显露《监控危机》的影响。近年来道德危机的研究仍是英国媒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新的研究包括Jonathan Spinghall于1998年出版的《青年大众文化与道德危机》(Youth, Popular Culture and Moral Panics)Kenneth Thompson 于1998出版的《道德危机》( Moral Panics),Kisten Drotner 于1992发表的《现代性与道德危机》(Modernity and Moral Panics) (原文发表于 Skovmand, 与 Schroder编辑的《媒体文化》一书),查斯 克里彻(Chas Critcher)于2003年出版的《道德危机与媒体》( 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以及朱迪斯 罗姆伯山姆(Judith Rombotham)与金姆 斯蒂文森( Kim Stevenson)2003年出版的 《行为不端》(Behaving Badly)。

撒切尔主义,新时代与认同的政治

《监控危机》一书出版后一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当选首相。从1979年至1990年保守党政三度执政,然而其间却是GDP大幅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英国甚至自工业革命以来首度成为纯进口国。这种政策与政党形象的反差,自然成为研究当今媒体文化、政府公关对公众影响的绝佳个案。霍尔将此视为战后英国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他将保守党这种意识形态上成功操作命名为撒切尔主义,并从意识形态表征的角度进行了批评。他先后在《今日马克思》《新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83与1988年结集为《撒切尔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通向复兴的艰难之路》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成功是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想像的因素,比如英国性、帝国主义的怀旧、爱国、道德价值等,这些想像是以回归的现代化与权威主义的大众主义为特征的。1989年9月起,霍尔在《今日马克思》杂志陆续发表文章,此后重新修订并结集出版了《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霍尔提出撒切尔主义是资本主义对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回应,而新左派也应当作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撒切尔的答案是退回到狭隘的英国认同,而霍尔则提出了“认同作为族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s ethnicity”)。这一系列作品,成为了霍尔作品中最受争议的部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提出了批评。如Jessop等人于1988年编辑了《撒切尔主义》一书,Hirst于1989年出版的《撒切尔之后》(After Thatcher),Sivannandan在1990年发表的《溶于空气的是固体:关于新时代的废话》(All that melt into air is solid:the hokum of New Times)。其中《撒切尔主义》一书中对霍尔的批评最为典型,主要认为霍尔过度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事实它并不具备霍尔所认为的那种权威,而霍尔又过于忽视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方面。事实上这一系列相互争论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关于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的研究领域。在最后几篇关于新时代的文章中霍尔提到了撒切尔主义对族性(ethnicity)这一概念的追求。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流散(diaspora),后殖民(post-colonial),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等概念引起了霍尔的浓厚兴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写下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1987年的《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1988年的《新族性》以及1997年的《何时是后殖民》(When was the “post colonial”?)。霍尔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大超越了传统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研究,而形成了新的认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研究,前者强调对文化团体和集体的百分百的义务与认同,而霍尔则强调差异,自反性与偶然性。霍尔的研究不是基于人类学的对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而是对英国八十年代黑人电影的研究,他认为族性是在表征中生产出来的。2000年霍尔对于族论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论被一部报告所再度阐发。《多元种族的不列颠的未来:帕雷报告》,是开始于1998年一项旨在推动种族公的工程,霍尔虽然并未担任研究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但他的影响在报告中十分明显。报告说明英国历史上就是种族多样的,而非我们所想像的单一种族的社会,而文化与传播机构对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表征不尽人意。霍尔参与这项报告,相对他的其他作品显得不寻常。而当霍尔从大学退休后参与这一项目,这一行为更证实了对他的标签不应当是理论家或是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者。

关于多元文化特别是黑人文化同时也成为一个鲜活的研究领域。1987年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There Ain’t Black in the Union Jack),这是基于霍尔对于种族的观点的最有影响的黑人文化政治的研究作品。在吉姆 麦克盖根的《文化大众主义》(国内有译本作文化民粹主义)则专辟一章对新时代对出研究。Mercer与Julien于1988年发表于《银幕》杂志的《边缘与中心》(De Margin and de Centre)基于霍尔的新族性论文作了阐发。

霍尔后研究:霍尔研究或是霍尔式研究

最主要的对霍尔研究的论文选集是由大卫莫利与台湾学者陈光兴1996年选编的《斯图斯特 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是最早的以霍尔为专题的作品(此书由中文由陈光兴、唐维敏编译后以《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将霍尔作为研究对象,而收录了大量的霍尔的对话与访谈、霍尔本人的作品以及关于霍尔本人以及他所作研究的文章。书中收录的霍尔本人作品包括《新族性》、《致阿伦 怀特:转型的隐喻》(For Allon White: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重要的访谈则包括陈光兴所作的《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格罗斯伯格所作的《论后现代主义与接合》(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此书推出后被视为深入了解霍尔思想的必读书之一。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出版于2000《不作保证》一书,副标题就定为向霍尔致敬。此书由现在已是文化研究界国际知名学者的吉尔罗依、格罗斯伯格与安吉拉麦克罗比主编,全书三十四篇文章.包括斯皮瓦克、洪美恩、朱迪斯 巴特勒在内学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霍尔的影响。尽管这本书是作为献给霍尔的礼物,收录文章却既包括《霍尔与社会政策》《作为文化政策的公共教学:霍尔与文化危机》、《霍尔:大学与骚动》、《在南非读解霍尔》,也有不少篇幅是《用纯文学术语谈论文化问题》、《日本天皇制度的文化政治》、《第二次现代化失败:从新韩国到全球化的话话政治》。此书的编者也认为这本另一功用则是对文化研究被体制化曲解后,文化研究学者们对文化研究未来所做出的反应,而这是由霍尔本人所承担的精神。在这两本书作为最重要霍尔后研究,展示了对文化研究这一正在迅速被英语世界(主要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体制化过程及其反应。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的讲述,被含糊的术语诸如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统一在一起,而霍尔则当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具体象征。在很大程度,霍尔被当作了文化研究对社会政治生活成功参与的保证,而事实上他本人的思想又拒绝这种保证,理应成为不作保证的思想。这两部作为向霍尔致敬的作品集所呈现出的霍尔后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对霍尔以及文本的研究正被纳入被体制化的文化研究,甚至正在形成一个“霍尔研究”,而这些作品集同时又在努力尝试将霍尔的思想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因而霍尔后的研究实际上是霍尔研究与霍尔式研究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场景。

此后,西方主要的学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以霍尔为题的专题。这一系列作品中,对霍尔的研究与霍尔式的研究的交织更为明显。2003年polity出版社的重要当代思想家系列丛书出版了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克里斯 罗耶克Chris Rojek的《斯图亚特 霍尔》。同一系列包括德赛都、艾柯、阿尔多诺、萨伊德、乔姆斯基等三十八种,还将陆续出版二十一种。这是第一本完整深入进行霍尔研究的专著。相比此前霍尔研究的各种选集,这也是第一本来自伯明翰圈子之外的作者所书写的霍尔研究。这并不是一本学术传记,全书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完全的文化混血儿,大致以时间顺序描写了霍尔生活的几个重要阶段,从处于牙买加肤色与阶级关系中,到成为英国社会中的黑人,到新左派的一员,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处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直至处于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非常有趣的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辟出一节:伯明翰的教学与研究,其中大篇幅列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课程,将霍尔参与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作为他思想轨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表征与意识形态。这也是霍尔分析社会文化的两个重要概念。作者在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霍尔对《马克思1857年序言》读解中所阐释的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对霍尔的影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想像关系,以及伏罗希洛夫、巴赫金思想对霍尔的影响,以及最近拉克劳(Laclou)与莫弗(Mouffe)采用福柯的话语观念对意识形态与表征取向的影响。第三部分国家与社会分析了霍尔从《仪式性反抗》到新时代的一系列研究。第四部分《文化与文明》则集中讨论了霍尔对于文化、族性、后殖民的论述。有意思的是,作者特意提及了霍尔对社会学家埃里亚斯思想的忽视,由于埃里亚斯在西方国家中最新楚地明析了文明这一概念,霍尔对他的忽视并认为是一个重大遗漏。此书也是全部以霍尔为研究主题的作品中,对霍尔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和指出霍尔本人研究缺陷的少数作品。

Sage出版社于2004年也出版了一部关于霍尔的新书,《理解霍尔》(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由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高级讲师海伦 达维斯执笔。全书同样按时间顺序分为八个部分,遭遇祖国、极严重问题讲述了他前伯明翰时期的思想历程,第三部分问题中的媒体,则集中介绍了霍尔对电视以及媒体的研究。第四部分与天使摔跤,主要评论了马克思、葛兰西与阿尔图塞等人思想对霍尔的影响,作者介绍了一部较少为人关注的霍尔的作品,在英格厄姆(Ingrham)所编《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ism)一书中霍尔以足球流氓为个案所做的研究。达维斯没有过多地谈及霍尔主编的《仪式性反抗》,而在第五六部分表征的政治与甘冒风险地生活分别评介了《监控危机》与对撒切尔主义的研究。第七章介绍了霍尔近年来对新族性的研究同时分析了葛兰西对霍尔的影响。全书最后以霍尔的一段题为《破碎的与具体的》谈话作为终结。此书并不旨在全面概括地评述霍尔,或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学术传记,而是希望通过介绍霍尔使读者直接阅读霍尔,因而全书侧在对霍尔思想脉络的分析,而不是对他作品文本的分析。同时,作者为写作此书采访的霍尔本人,因而提供了一些霍尔对自己思路的评价。

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批判思想家系列丛书于2004年推出了《斯图亚特 霍尔》,此系列已出版的思想家介绍包括远至尼采近至齐泽克,以及罗兰 巴特、鲍德里亚、朱迪斯· 巴特勒、伏波娃、福柯、弗洛伊德、詹姆逊、萨义德等20人的学术介绍。执笔霍尔一书的是斯特灵大学英语研究讲师杰姆斯 普罗克特。书后附有霍尔作品简要目录,霍尔研究与霍尔之后研究目录以及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作品目录。全书以将霍尔的思路大致按时间脉胳分为三大部分:为什么是霍尔、关键思想、霍尔之后。在为什么是霍尔这一部分以介绍霍尔生平为主,分析了霍尔思想的形成脉络。关键思想一部分则细分为六节,对霍尔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别评述。解构流行一部分主要评述了霍尔早期作品《流行艺术》以及此后于八十年代,他采用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巴赫金的理论对流行/大众的解构。进入文化研究一部分则介绍了他在伯明翰的研究与实践。编码/解码一部分介绍了他对媒体研究的影响。种族与反抗一部分,则是评述《仪式性反抗》、《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部分,介绍了他的这两个研究项目,真实的自我一部分则介绍了霍尔最新关于族性的研究。此书相对前几部作品更为浅显,篇幅也较小,集中地介绍霍尔本人的研究文本。

霍尔研究的热潮也不限于英语世界,2001年台湾生智能文化事业出版的当代大师系列中胡芝莹所著的《霍尔》,是中文霍尔研究的较早专门书籍。全书分为六章,其中正文部分为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霍尔的意识形态、霍尔的媒体研究、霍尔的政治研究,介绍霍尔的生闰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及其与以克思主义的关系; 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霍尔的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霍尔的编码与解码模式;撒切尔主义以及新时代等研究。

通过对霍尔的研究作品,研究霍尔的作品,以及霍尔后的研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思想家,霍尔的思想以及他的研究作品已经跨越了国度与学科的边界,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他本人甚至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他的不少作品和研究思路甚至研究方向都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编码/解码》直接触发了受众研究,《仪式性反抗》引发了亚文化研究,《监控危机》引发了道德危机的研究等等。近年来则更多地出现了对霍尔的本人及其文本的研究,与此同时,也存在将霍尔式的研究以及他的思想与方法进一步深化的努力。同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英语世界,当国内陆续引进译介霍尔作品时,似乎很快也要面对这种选择。到底是将霍尔作为某种学科的保证,作为研究的对象,或是以他的精神或是方式推进类似的研究。特别是当我们所面对的是与霍尔所阐释的不尽相同的语境时,不作保证的霍尔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 ——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

Posted by gadfly on 六月 18th, 2013 filed in 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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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要】 本文以英国《卫报》的各类数据可视化为例,分析了数据新闻在新闻实践中运用以及对传统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数据新闻并不等同于在新闻实务中直接引入数据分析技术或可视化技术,其核心仍是新闻叙事,而在《卫报》的新闻战略中,数据新闻实质上是其应对新媒体特别是公民新闻的冲击,而提出的开放新闻观的具体策略之一。

  【关键词】 《卫报》 数据新闻 数据可视化 开放新闻 【中图分类号】 G212

  

  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又称数据驱动新闻(data driven journalism)。它指的是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过滤,从而创作出新闻报道的方式。近年来国际知名媒体 《纽约时报》 《卫报》 《经济学人》、英国广播公司等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数据新闻作品。2010年7月,在维基解密事件之中,数据新闻更是大显神通,数据新闻这一概念开始大行其道,在研讨会和学术论文①中被屡屡提及。较早从事数据新闻实践的新闻从业者更是频频在媒体网站与个人博客对这一新的新闻形式大力推介。芬兰学者发布了《数据新闻趋势》的研究报告,世界各地最早尝试数据新闻的业界与学界人士还共同推出了集当今数据新闻实践大全的《数据新闻手册》。②

  当然,在传统的新闻操作中也曾有过基于数据分析与综合而完成的新闻作品,事实上,采用统计或量化方法分析数据并生产新闻的方式与理念在新闻学界早已有之,如菲利浦·梅耶的《精确新闻》与《新精确新闻》③就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新闻学界又提出计算机辅助新闻(Computer Aided Journalism/Reporting)的概念,以及新闻2.0、数据库新闻等一系列概念。它们从不同侧重点表达了当前时代传统新闻面临新媒体挑战而作出的转型努力。可以说,数据新闻正是承袭了在新闻实践中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努力之一。

  不过,近年兴起的数据新闻至少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数据新闻所分析的数据量级已远非传统新闻操作中数据图表可相提并论,其数据多以上万甚至百万、千万计。这当然是拜信息技术发展所赐,为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的大力发展提供了可能。其次,在作品展示方面,由于可视化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互动式可视化效果在新闻作品中的呈现成为可能。虽然数据新闻作品也有在传统媒体中展示的,但总体来说,主要仍出现在各类数字媒体平台之上。最后,更重要的是,以往更多的是文字为主、数据为辅(data for the journalism)或是数据与文字相辅相成(data with the journalism),而数据新闻则是数据为先、文字在后,数据驱动的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思路与流程。不同于传统新闻,主体由对事实的描述或当事人的话语引用构成,数据新闻更多的是对数据的展示。因而数据可视化(data visualization,也有人称之为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成为数据新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数据新闻就是与数字打交道,或画出夺人眼球的信息图。它与传统新闻一样仍然是在讲述故事,讲述数字背后人的故事,只是采用了数据新闻的方式,可以更简单而清晰地让受众明了复杂的情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数据新闻实际上整合了从传统的调查新闻到统计、从设计到编程的若干个专业领域。它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新闻的受众来说,新闻的价值则大幅提升了。

  Lorenz将数据新闻的生产过程以下图所展现的方式加以描绘:数据经过过滤与视觉化后形成故事,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于公众而言数据的价值也提升了。④

  Bradshaw则依照传统新闻学里关于“倒金字塔”结构理论,提出了数据新闻的双金字塔结构 (见下图)。倒金字塔的自上而下是编辑、清理、情境与综合,而通过传播的连接,是一个正金字塔,自上而下是视觉化、叙事、社交化、人性化、个性化、应用化。与Lorenz对于数据新闻生产与制作流程的观念一致,Bradshaw也认为数据新闻的产生基于对原始数据的分析并将其放入具体的情境,不过他同时还强调,数据新闻通过可视化形成新闻叙事之后在各种平台发布而实现社交化,然后,读者可以进一步将新闻作品按个人的兴趣与需求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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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最先从事数据新闻报道的一批编辑记者也意识到,不能仅仅将数据新闻视为数字技术,也不能把数据分析与数据挖掘技术或数据可视化等同于数据新闻,英国《卫报》数据新闻编辑Simon Roger曾说:“数据新闻不是图形或可视化效果,而是用最好的方式去讲述故事。只是有时故事是用可视化效果或地图来讲述。”⑤

  

《卫报》的数据可视化与数据新闻

  在诸多较早投身数据新闻实践的媒体中,英国的《卫报》成绩斐然,别具一格。《卫报》在众多国际媒体中不仅较早地意识到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也较早地把握了新媒体所带来的机遇。2006年6月13日,《卫报》宣布了“网络优先”的报道策略,要求所有的稿件先在网络上发布,然后才在纸质版本上登出。

  “网络优先”的策略强调将传统报业的优势用网络彰显,而将传统报业的劣势用网络弥补,走出了打造报纸网络版的迷思,不是简单地将报纸内容放在网络上,而是着眼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新闻网站。此后《卫报》又将此策略调整为“数字优先”,以适应移动网络等多种数字平台的出现所带来的改变。

  2009年《卫报》开创了“数据博客”(http://www.guardian.co.uk/news/datablog),可谓数据新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个设于《卫报》网站上的独特栏目从2009年1月14日上线至2013年5月,共制作各类数据新闻2500多则。涵盖政治、经济、体育、战争、灾难、环境、文化、时尚、科技、健康等不同领域,采取的形式有图表、地图以及各种互动效果图,数据类型既有量化数据也有质性数据,还有两者兼顾的混合数据。现在不少钟情于数据新闻的国际媒体均采取了类似的形式,如《洛彬矶时报》的“数据桌”(data desk)等。

  不同的新闻机构在生产数据新闻时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有的要求记者具备编程能力,而有的则是外包给软件公司;有的购入专门定制的软件工具,有的则使用免费的网络工具。《卫报》的数据新闻团队目前主要由五人组成,其中Simon Rogers创立了《卫报》的数据新闻项目,编辑“数据博客”和“数据商店”等栏目;John Burn-Murdoch本人既是记者也是数据研究者,他们两人在数据新闻界相当活跃。其他成员则并非全职的数据新闻记者,同时还隶属于《卫报》的不同部门,从事其他新闻采编工作。目前,数据新闻的分析与可视化的不少工作都可以采用开放源代码的软件工具实现,如用于互动图表的Google chart、 Google map、 IBM Many Eyes、 Tableau、 Spotfire;用于基于时间顺序的时间线类作品的Dipity、Timetoast、 Xtimeline、 Timeslide;用于基于地理信息的Google earth、 Quanum GIS;用于网络分析的Spicynodes、 VIDI、NodeXL;用于社交媒体可视化的Storify;用于文本可视化即标签云的Wordle、 Tagxedo等等。《卫报》在早期大量使用Flash作为主要的技术支持手段来实现动态效果,但2012年10月之后,几乎不再制作这类作品。这也是近年来数据新闻制作的一个趋势,主要是由于Flash技术与部分移动网络终端不能完全兼容,加之软件成本昂贵,反而各类免费软件成为了制作数据新闻的主力军。

  数据新闻及其可视化可以采取变化万千的不同形式,在《卫报》的实际操作中使用最多的主要是数据地图、时间线和交互图表。

  1.数据地图

  让《卫报》数据新闻一鸣惊人的是2010年10月23日刊登的一则伊拉克战争日志。《卫报》使用来自维基解密的数据,借用谷歌地图提供的免费软件Google fushion制作了一幅点图(dot map),将伊拉克战争中所有的人员伤亡情况均标注于地图之上(见图1)。地图可以缩放大小,数据多达39.1万条左右。在地图上一个红点便代表一次死伤事件,鼠标点击红点后弹出的窗口则有详细的说明:伤亡人数、时间,造成伤亡的具体原因。这里既没有用枯燥的数字作毫无人性的平静描述,也没有采取夸张的文字进行煽情式的叙述,但地图上密布的红点却显得格外触目惊心。新闻从业者富于人性的思索通过精准的数据和适当的技术被传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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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则新闻刊登后在英国朝野也确实引起了震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英国最终做出撤出驻伊拉克军队的决定。

  《卫报》团队在制作数据地图时一般会采用Google fushion作为主要的工作软件,将包括地理信息如经纬度在内的各类数据,整理成表单形式,在导入fushion后,就可以使用软件自带的功能导出地图。

  在2011年9月6日刊出的英国伦敦骚乱的系列报道中,Simon Roger仍使用Google fushion软件作图,但不仅仅是以地图标示出骚乱发生的地点,而是更进一步以热力图的方式,用不同颜色色块标示出伦敦各地区的经济指标(见图2)。蓝色表示富裕地区、红色表示贫穷地区。地图明确清晰地显示出了骚乱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密切相关性,从地理位置上凸显出一个分裂的社会。而在制作这则新闻之时,所使用的数据完全是来自公开的法庭审理骚乱案件资料以及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统计资料。这幅地图不仅标明了骚乱爆发的地点,也形象而视觉化地阐明了骚乱发生的原因。伦敦骚乱爆发后,英国舆论与政界一度将骚乱归罪于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传播谣言、煽动骚乱,甚至要求关闭社交媒体。 《卫报》数据新闻团队通过与学术团队一起研究社交媒体在骚乱中的作用,分析了260万条关于骚乱的推特信息,观察谣言如何在推特上传播,以及不同的用户在宣传和散布信息中的功能,以确定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是否煽动了骚乱。他们对推特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分类编码为:重复、驳斥、质疑、评论,还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从而发现推特在纠正谣言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之后,《卫报》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者合作推出了一本用数据解读骚乱事件的小册子《解读骚乱》,使得新闻报道具备了带有前瞻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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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视化不仅仅被用作展示或是解释(explanation)数据的工具,还成为进一步探索(exploration)数据的工作。2011年《卫报》的数据编辑团体正是凭借着灵活运用谷歌表单等工具、开创了通过数据讲述新闻的新思路而荣获Knight-Batten 奖的。

  2.时间线

  如果说数据地图在展现数据基于地理或空间的分布时大展身手,时间线则能在表现数据在时间维度的演变时大显神威。

  如伦敦骚乱报道中使用的时间线,读者拖动其下方的时间滑动条,可以动态地见到骚乱发生时不同时间段的主要事件,点击事件的图标,侧面则会弹出详细的事件描述(见图3)。

图3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qzt/201306/W020130617493626955264.jpg

  从叙事角度来说,大部分的新闻叙事其实都是基于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序列而讲述的。当讲述的时间跨度较长,或是事件众多繁杂之时,传统的新闻文本式叙述就有可能力不从心。如果将众多事件视作数据,就可以使用专门的软件制作成基于时间线的可交互的动态作品。采用时间线的形式,也可以使得众多新闻事件之间的时间顺序甚至因果关系更明晰地凸显出来。因此,不仅作品信息量增大,而且沉浸感增强,可以供读者持续阅读与使用,让新闻阅读变得如玩电脑游戏一般,使受众大大增强了参与感。

  制作时间线,也并不是手工将事件逐一添加,而是先将事件的相关信息如发生时间、事件描述制作成表单文件,再使用专门的软件生成的。

  3.交互性图表

  不少传统媒体在报道涉及财政经济方面的话题时,都尝试过使用界面友好的图表来取代枯燥的数字进行阐释。数据新闻的概念被广泛采用之后,使用各类图表变得更为灵活多变。一方面,尝试使用各种富有创意的图表来说明海量的大数据,如泡泡图、树图;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和其他数字平台,使用交互性强的图表形式。

  如2011年10月《卫报》推出的关于政府各部门开支的报告堪称经典。数据编辑制作了一个动态的图表,点击后可以通过缩放效果看到不同部门花费之间的对比。而同时制作的一幅静态图,则以大小不同的气泡和不同的层级,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政府财政开支的分配情况(见图4)。

图4 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qzt/201306/W020130617493626962939.jpg

  前不久,撒切尔夫人去世后,对她如何评价争议不断。“数据博客”上立即刊登出一系列交互式图表,相对于炫目的视觉化效果,这一组图表仅仅使用常见的树状图、折线图,将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及其前后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数据指标罗列出来,但由于图表是交互性的,让读者可以通过点击图表上不同的时间点,显示出特定历史时刻的各项数据,读者可以自行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数据地图、时间线与交互图表并不是数据可视化的全部,也不是数据新闻的全部,仅就可视化而言,还有不少表现形式,如层级图、社会关系网络图、标签云等。近几年十分流行静态的信息图,虽然有些研究者并不将其视为数据可视化,但也是数据新闻中重要的表现手段,它与传统平面媒体新闻实践中图文并茂表现数据的方式非常接近,不过《卫报》较少使用信息图。

  4.传统媒体平台上的数据新闻

  尽管数据新闻往往借助新媒体技术来制作与呈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平面媒体对此无所作为,有趣的是,《卫报》作为传统大报非常注重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的结合,不少精彩的基于网络或数字平台的数据新闻作品,也被“翻译”到平面媒体之上。当然,这也是新闻设计师、美术编辑最为头疼之处:如何发挥出平面媒体的优势与特点,扬长避短地让数据新闻在平面上活起来。

  相对来说,数据地图在平面媒体之上较易展现。但由于已有不少经典的基于数据地图的作品珠玉在前,加上在平面媒体上网络作品的互动性丧失殆尽,因此唯有另辟蹊径,才能有所突破。

  如以下这幅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数据地图,相对于可互比的网络数据地图不遑多让,反倒是别具特色:将在网络上展现时需要用鼠标点击方能展开的文字说明环绕排列在主地图旁,四处点缀以适合情境的小图,同样显得一目了然。虽然网络数据地图可以逐级放大缩小,但由于往往调用诸如谷歌地图之类,美观性难以保证。在平面媒体上表现时则可以放手一试,换用更为清晰、美观的手绘地图,也可以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自行绘制,或者购买专业性地图。在此例之中,《卫报》花费了近千英镑(合万余元人民币)用于购买专业卫星地图(见图5)。

图5http://journalist.news365.com.cn/bqzt/201306/W020130617493626976180.jpg

  有时数据新闻会与传统的新闻版式设计加以结合,如在英国王室大婚的报道之中,《卫报》刊登的婚礼仪式的路线图虽然是数据地图,却采用了手绘地图的方式加以呈现。

  由于数据新闻所涉及的数据量巨大,如借用维基解密资料制作的伊拉克战争伤亡的新闻,数据量就多达39.1万条,而关于政府的新闻则达到百万级的数量。在数据新闻的制作过程中,虽然最引人眼球的是各种让人目瞪口呆的可视化效果,但实际上主要的工作却是辛苦地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特别是清理数据的过程,最为费时耗力。

  

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

  《卫报》团队较少使用信息图的方式,相比数据地图、时间线、交互图表,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图的互动性要相对弱一些。《卫报》团队对于交互性的数据新闻作品的强调,实际上与《卫报》一直倡导的“开放新闻”观念相辅相成。

  伴随着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挑战以及公民新闻的出现,《卫报》的应对之策是开放新闻,即并不将公民新闻视作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而是将其引作自己的报道内容。毕竟记者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报道专家,所以在《卫报》眼中,开放新闻才是唯一的发展方向。

  自从提出“网络优先”、“数字优先”的口号之后,网络平台或其他数字平台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信息发布的平台或工具,而同时成为了信息收集的平台和工具。新闻先在网络平台或是其他数字平台上发表,有时即时就会出现读者的评论,编辑部门可以根据读者的反馈来调整稍后推出的印刷版本中不同新闻的版面位置与报道篇幅,同时也可以通过采集读者的评论作为进一步跟进报道的依据。在《卫报》的网站上有专门的“开放新闻”栏目,供读者主动提供自己制作的新闻作品。在另一个特色栏目“新闻博客”中,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就是采用滚动的方式,将读者在社交媒体上对事件的文字报道、图片、视频,甚至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评论,全部整合到一处,成为报纸网络上不断更新的报道的一部分。而后,再据此进一步加工成印刷版的定稿内容。

  数据新闻为实践“开放新闻”的理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卫报》数据新闻团队的眼中,数据新闻与公开新闻是“一张饼图上的两部分”,数据新闻基于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从事新闻制作。现在不少国家和政府虽有信息和数据公开的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公众可以充分地理解与运用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数据。恰恰相反,不少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是无法理解、毫无意义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完全误导的。此外,有时宏观的数据对于公众而言往往也不具有实际意义。数据新闻的作用就在于从数据中发现故事,将某些数据与其他数据相结合,并寻找出对公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新闻。但专业记者对于数据的解读也并不是唯一的和全面的。随着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门槛的降低,公众有时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数据的理解,作出自己的分析。因此,《卫报》数据新闻的一个鲜明特色在于,它将制作新闻所使用的数据完全公开,在“数据博客”页面上,所有数据新闻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均可以免费下载,供公众用来作进一步分析。这也正是Bradshaw所看重的数据新闻金字塔结构中,那个不同于传统新闻实务中倒金字塔的正金字塔。数据新闻正是由于其互动性,而可以被不同的用户加以个人化,再通过将个人化后的数据新闻再度社会化,进一步扩大了新闻产品的传播和应用范围。

  此外,有些充满互动性的数据新闻作品本身又成为生产数据的基地和收集数据的平台。换言之,数据新闻在开放新闻的原则之下,不仅仅提供了信息,也提供了个人化的议题。比如在对伦敦骚乱的报道中,《卫报》就鼓励读者将自己拍摄的骚乱发生前后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而此后的若干数据可视化新闻正是基于读者生产出来的这类数据。

  

  曾任 《卫报》 主编的英国著名报人、政治家C. P. Scott曾经在1921年写下过一名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这句话一直被《卫报》奉为圭皋。有趣的是,数据新闻记者Simon Rogers特意将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卫报》数据新闻专著冠以《事实是神圣的》的书名。在Scott执掌《卫报》的时代,正是报纸媒体如日中天之时,他或许并没有想到,在传统平面媒体面对新媒体的众多挑战而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之时,借助新兴的媒体技术与新闻实践的创新,数据新闻让自己的名言再度复活。■

  (章戈浩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

  

  注释:

  ① POWELL ALISON (2011), “Emerging issues in Internet Regulation:

The unstable role of WikiLeaks and cyber-vigilantism”,

i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OII@10 conference, “ London;DREYFUS SUELETTE, et al. (2011),

“Can we handle the truth? Whistleblowing to the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Global Media Joural Australian Edition. 5.

  ②THIBODEAUX TROY (2011), “5 tips for getting started in data journalism”,

http://www.poynter.org/how-tos/digital-strategies/147734/5-tips-for-getting-started-in-data-journalism/;

AITAMURTO TANJA, SIRKKUNEN ESA, and LEHTONEN PAULIINA (2011),

“Trends in data journalism”, E. Sirkkunen, Editor, Next Media.;

GRAY, JOHNNATHAN, Chambers LUCY, BOUNEGRU LILIANA (2013),

“The data journalism handbook”, O’Reilly

  ③ MEYER PHILIP (2002), “Precision Journalism: A Reporter’s Introduction to Social Science Method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MEYER PHILIP (2001), “The New Precision Journalism”. Altamira Pr.

  ④ LORENZ MIRKO. (2010), “Data driven journalism:

What is there to learn, in Innovation Journalism Conference”: Stanford, CA.

  ⑤ ROGERS SIMON (2013), “Facts are Sacred:”. Faber and Faber, London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2013年第6期


一组关于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CAQDAS)的鸡零狗碎

Posted by gadfly on 六月 17th, 2013 filed in 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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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共生编码,也就是编码文本A与编码文本B之间的重叠、嵌套关系,或是邻近性与顺序性,是从编码走向分析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既有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的好方法。

在做质性数据分析之时,往往还有一个阶段:渡过了初期面对材料踌躇满志或是无所事从,面对排山倒海的材料实在提不起精神来编码,或者在编码时大段跳跃过去。有学者认为对付这种编码惰性的方法是,逐行编码。

曾有几个学者撰文讨论无法将 #CAQDAS# 成功运用 #CDA# ,其实他们的苦水全吐在了软件功能与稳定性上。虽说软件中的编码功能实在派不上用场,但他们忘了链接功能倒是可以好好用来研究互文性。

在#Nvivo#中,最新的10版提供了导入endnote和zotero的方式来进行文献管理与分析,但并不是所有的文档都有电子格式文件。在Nvivo早期版本没有提供文献管理软件支持时,有学者开发一条思路,即用外部材料的功能来进行文献管理。

一群烏拉圭與西班牙學者聯合開發了個基於web,開源的質性資料分析軟件,不過目前該軟件只有西班牙文版本。該軟件的目的是可以跨平台多人協作。消息一出,就有Nvivo專家急了,力挺nvivo的跨平台工作方案。

用nvivo的ncapture在社交媒体抓数据,youtube可以把视频和评论分别抓下来,导成外部数据和内部数据,而无论是优酷、土豆、56,抓下来都是一个pdf文档。 #CAQDAS#

往nvivo9里灌了不到七百张图片,结果project文件1.2G,另外还有个1.5G的sql sever data文件,原来CAQDAS,不仅对人是体力活,对机器也是呀。

虽然Atlas.ti最终还是跳票到五月才能推出新的7.0版本,不过从其公布的效果预览来看,确有不过值得期待之处。比如一向远超Nvivo的多媒体材料分析功能,达到可逐帧分析的程度,当然还有些会心的小功能,如编码时会有输入提示,同时显示多个文档窗口。

读到一篇2011年9月的文章,用CAQDAS来分析用google street view收集来的街头涂鸦,太有创意了。

哈,居然找到了一本名叫社会科学计算机评论的杂志,居然这杂志还有一期caqdas的专辑。

其实在两大质性数据分析软件里,我更喜欢atalas.ti不仅因为a记顶着扎根理论官方软件的名义,而且n记一开始没有处理图片,更别说atlas.ti运行速度快得多,机器配置要求低得多.后来n记一年出个新版,就更讨厌了

Nvivo的一个用户论坛上,讨论得最热火的帖子是,写了关于nvivo的论文发在哪里。一堆人吐槽如何被不知nvivo为何物的编辑和审稿人折腾,哈哈。

读到一篇用nvivo来分析哈贝马斯的论文,太吓人了.

前一陣投了篇關於Nvivo在新聞研究中運用的論文,結果編輯找了個計算機背景的評審人的意見是讓我列出源代碼,最近又投了篇太極拳跨文化傳播的論文,結果編輯找了個中醫背景的評審人,讓我列出經絡循行規律。

读到几篇关于CAQDAS与GIS结合的文献都是用的Atlas.ti与MAXqda,我个人的感觉也是Nvivo在使用KML文件时比较繁琐,莫非是我的使用方法不当?

由于sql sever 2008 express与win8系统有冲突,nvivo9无法在win8系统下使用。不过估计碰到这种问题的人不多,除非像我这样整天瞎折腾。

Nvivo10的新功能中,其实有一点非常吸引我:支持从evernote中导入数据。能够即时地采集与记录信息,evernote为从事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N10如果能做到与它无缝连接,无疑可以大大提升民族志工作者的工作效率。

N10提供了从网页抓取内容并存为pdf格式以供分析的功能。从使用者来说,这个功能其实有点鸡肋。不过教学视频中选的例子倒挺搞笑,是篇名为是否该读PhD的博客。N10太知道自己的目标客户是些什么人了。

每当见到一篇论文的关键词里标有CAQDAS或Nvivo或Atlas.ti就忍不住妄图充当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逆向工程师:从人家的研究结论倒推人家是如何使用软件进行质性数据分析,不过成功率远低于从一盒午餐肉回溯出产肉的那头猪的模样。

读到个说法,Web2.0的一些工具具备了“传统”CAQDAS的功能,这对于CAQDAS是个挑战,甚至由此出现CAQDAS2.0。不过从Nvivo10, Atlas.ti7剧透的功能来看倒是出现了把舢板绑成航空母舰的趋势。

虽然我个人偏爱Atlas.ti远胜Nvivo,但真心觉得A家编码没有N家那么灵活,特别是想在code/node间建立起层级关系时。

Nvivo7,8等版本增加了case这个概念,结果到了N9又把这个取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害得使用者不断地study, unstudy。


部分研究维基百科的英文论文与书籍

Posted by gadfly on 二月 19th, 2013 filed in 抄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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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戈浩整理 2013.2


一袋宗师在英国

Posted by gadfly on 一月 27th, 2013 filed in 田野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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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田野一大突破是有间健身中心约我教太极。不过他们不告之我所封需的中心其他项目时间安排及收费。不过中心经理不知道,除了太极老师和民族志学者外我还是清洁公司保洁员,我可从垃圾桶里找到各种过期表单。只是博士口试时得花力气解释为毛这批材料品相如此难看。

 认识的几个英国太极教练都对八卦也很有兴趣,还组织了个小班去学了一套回来,只是从没见他们练蹚泥步,转圈圈的。那个套路手势好看得紧,就是认不出是源流来,一问,他们说这是凤形八卦。

在英国最流行的太极,不是陈杨吴武孙,也不是赵堡和简易二十四。是一种自称实用武当太极的。与国内各种冠以武当前缀的太极架子还都不一样,看上去倒像吴式。后来我才考证出,是从郑天熊那一支传出来的。

有个英国太极拳教练神秘地跑来告诉我,他学来一套杨式太极炮捶。陈式炮捶咱家见过,杨式的我实在孤陋寡闻,让他练着瞧瞧,他说是双人合演的,好容易再请来一位来,我认了半天,才敢说今天天气哈哈哈。同时腹诽,这不是打走了样的形意五行炮嘛。

读过一本号称英语世界第一本用社会史角度来研究太极拳的书,作者讲他如何在永年收集到了武式太极李家一系的秘笈,我兴冲冲地一看,后悔没整本如来神掌卖给作者。

曾经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里找到本七十年代出的,号称正宗简易太极的书。图中身着空手道道馆服的师傅,一共教了八式,第一式是双手托天理三焦,最后一式是最后七颠百病消。

在英国,曾有个华人号称自己三十年代就在伦敦教学太极拳。结果被人爆出,他六十年代英国流行柔道时教柔道,七十年代才开始自称会太极。我好容易找到他写的书,称太极分五形龙、虎、豹、鹤、蛇。

英国的武林高手写的书都说,功夫最好的中国师傅有一年都到香港了,然后秘笈就传给他们了,中国反而失传了;美国的武林高手写的书都说,功夫最好的中国师傅有一年都到台湾了,然后秘笈就传给他们了,中国而失传了。对此,我想张之江先生一定鸭梨粉大。

Andy是我在田野最主要的informant之一,我问他学太极对他的精神世界有影响吗?他回答说,由于学太极,所以我开始信佛教了。我问他为啥没因此信道教。他问我道教是神马。

在莱斯特碰到一个英国太极界的重量级人物,号称是霍元甲的第N代弟子。我查了下史书发现,他的师傅是精武体育会抗战时期广东开大班教学时的学生,所以他没有完全吹牛。

我一直想访谈第一位将太极拳传入英国的老太太,只是她住在苏格兰的一个小村里,要去一趟不仅无比麻烦且花费巨大。于是我向系里申请资助,申请了n年,批下来了,但她老人家已经去世了。这是我整个田野工作最大损失。

第一位将太极拳传入英国的老太太写了本自传叫《金针渡人》,我到处找这个书,等大英图书馆通知我书找到了,导师已经通知我不用写的这段了。

在田野里,有位五大三粗的黑人兄弟老想和我讲手,我只好一边念叨”上下咽喉下打阴“一边攻击他的拳击禁打部位,结果他以为我不是直人。

在田野里,让我最难忘的是一位叫Jessica的老人,认识她时她已经76岁了,访谈时她经常前言不搭后语,却在在我结婚时出人意料地寄给我一张贺卡。可当我完成论文后回访时,她却已经患上了失忆症,完全记不得我了。


SM老师欢乐多

Posted by gadfly on 一月 13th, 2013 filed in 人模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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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一: 每改一张卷子就有一群草泥马从心中奔腾而过。
题记二:据说我的课有三难:课难听,题难做,考试难过。另一说是三想,听课时想睡,见到试题想哭,看到分数想死。
题记三:据说我编的段子都比较冷,我决定吸取教训,以后冬天就不编段子讲了。
题记四:有个同事建议我,把试卷中最好的留下来,等N年后这位,读完博士、当上教授送给他当礼物;把试卷中最差的留下来,等没几年后,这位毕不了业,外出发大财当老板之后送给他当礼物。

SM篇

有个学生考试后对我说,老师咱们这本课不该叫媒体与社会,而要叫社会与媒体,英文是society and media,简称SM,这样才不负那些重口味的试题。

《媒体与社会》让学生解释受众商品论,结果有人说受众是自变量,商品是因变量。很担心他的《传播研究方法》课会不会大谈audience power, hegemony.

出了个题问为什么摄影不是完全客观的,结果有同学回答,因为有PS。你肿么不答还有美图秀秀呢。
答案二:除了有摄影师,还有灯光师和化装师。你肿么不答还有边上打酱油的呢?

出了一道名词翻译:Gaze。有位大神答:盖斯。不过按翻译手册上的规定,真要是音译,ze是浊音,好象得翻成盖子吧。
答案二:以我毛利小小狼名侦探的推断,真相只有一个,那就是基S,俗称基佬。

不得不表扬一下,有一位同学的考卷里,论述题居然还列出了各用观点的参考文献,居然还是APA格式。

考霍尔的编码解码,有位大神答,解码分为有码和无码。这位不知是请的苍老师还是松老师当的家教吧。

让学生列举Chomsky的news filters,有个学生在flak后特意标出,比如坏球时报关于其他媒体的社论。

试题中一张种族题材的新闻图片,结果有位学生在分析时居然大谈人才的重要性。我纳闷了半天,最后在他同桌的卷子里发现了因缘,原来他的同桌写了一句,这照片,环境不重要,人才重要。

早上考《媒体与社会》,卷子一发下去,就听到一声由衷的感慨:WO CAO。“当然是你考,不然进考场干吗?”我正色答道。

每当接连不断地在学生考卷上见到大同小异的奇葩答案,总忍不住去搜索一下。最终总会发现源头就是百度百科。

以后在课堂上讲段子得小心了,很有可能学生把会它答到卷子上,比如有人说世界上最早的全球化实践是孙悟空的筋斗云。

有次考试出了个名词解释:diaspora,结果一位大神答:一个开源的社交媒体。我总不能算人家错吧。

据不完全统计,我的改卷吐槽总字数超过了三分之二学生论述题的答题字数。

有个学生把能指解释为:能够被指的东东。那所指是不是所谓令人发指的答案呀。

有个学生说,这课考前心里没底,考后心里更没底。那是当然,不想想出题人的多没底线呀。

让学生解释公民新闻,有位写: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由于电信泄露了我的个人身份,有骗子以我的名义打电话找我学生借钱。结果有个学生一听此言,脱口而出,霍尔的解码有哪三种,乔姆斯基五个新闻过滤器是神马,解释下受众商品论。骗子当场倒毙。

JB篇

新闻学概论,曾经用过一本课本是英文的,名叫 Journalism: a Basic Introduction神马的,结果学生简称此课为JB课,我当然就成了JB老师,所以下个学期果断换中文教材。

新闻学概论里列举了一则新闻两个不同媒体的报道,请学生分析出新闻,绝大部分学生要么说A假要么说B假,只有一位感叹道这年头假新闻太多以致于群众都分不清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成功地没有跳进我挖的坑:两则新闻都有问题呀,谁规定非此即彼的呢。

有个学生新闻学概论几乎一题也没答,但在每题答题写下了捍卫新闻自由,估计他读过《红拂夜奔》学的李卫公。

新闻学概论中特别写了道考题问学生,为什么有的西方严肃报纸排版时会将有的文章两边对齐,有的只左边对齐。结果有个学生答道:两边对齐的是实用文章,方便读者作剪报。

有次对学生上新闻学概论讲到新闻自由那段时,我特意在课堂放了《一九八四》。影片放到温斯顿初次与朱莉亚约会时,居然有人红着脸疾步走出教室,我还纳闷现在有这么单纯的学生,定睛一看,人家是教务处有人来查课堂情况的。

我曾真心建议我的一位同事出考卷时,第一道选择题是:你们这门课的授课老师是 A 刘XX B 牛XX C 柳 XX D 以上皆不是 E 以上皆是。
升级版:A 老师的登记照、B 老师的生活照、C 老师PS后的艺术照 D以上皆是 E 以上皆非

听说有个老师出卷子时,出了个名词解释:华国锋。这可苦了九零后学生们,什么千奇百怪的答案都有。据说,唯一一个得了点分的答案是:这大约是个敏感词。

有个学生回答论述题时一个知识点也没写到,却写了个我课上讲的段子,旁边小字注上:虽然我答不出来,但这段字证明我真的听过老师您的课。我无奈只好批下一行字:虽然我没给你分,但这段字证明我真的看过你的卷子。

有个学生在考卷上写,老师我真的复习了,可还是不会,求给分,求过。面对此言,我羞愧万分,只好批上,难道你没信春哥?

《传播学概论》老师问学生,传播学有很多不同分支与领域,你们知不知道章伯是做哪个分支?段子传播。学生仿佛被宣宣统一思想统一口径一样,异口同声地回答。

作业篇

让学生们寻找一组公开数据,分析后做成图。结果收上来的作业,要么是本地出生率要么是本地死亡率。批改作业时感觉一会进产房一会进火葬场。

接连在微博贴了几张我觉得不错的学生作业,结果他们班其他同学感觉鸭梨山大,问我作业没有那些巧思肿么办?这有啥担心的,普通作业普通分数,文艺作业文艺分数,213作业213分呗。

一周前给学生布置了个作业,需要用某个网络在线服务,让他们两周内交。结果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交作业,而那个网站居然已经挂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1.云服务不靠谱;2. 拖延产症真的可以害死人。

我给学生布置了个作业,让他们用一个在线应用作个标签云。结果有个学生没交作业,问他为什么,他拿着他在珠海的地址对我说了三个字:GFW。

多么残酷呀,在给重复班上课时精心准备的段子被上一班的同学剧透了 。

教 学生使用制作时间线,用prezi做演示,用tagxedo画标签云,布置了个作业,使用prezi, tagxedo任意做个项目,能有多炫就多炫,能多创意就多创意。评分的标准嘛,作业能为我四岁的女儿咯咯笑,就能得80分,能让她当成游戏玩上一遍以上 就有90分。今天收到第一份作业,得了80分。

上周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让他们明天交,结果刚才有人问我,到底布置的作业是啥。只有问他元芳怎么看,结果他回答说,大人这事有蹊跷。

数据新闻给学生布置的作业是制作一份数据地图,结果交上有份作业怎么看都不顺眼。细细研究才发现,原来他不是做好数据再导入到地图里。而是把地图截图,然后在photoshop把要导入的内容一个图层一个图层地画进去。这孩子真是太有创意、太有干劲鸟。

让新闻学概论班上的学生用说说最近的新闻:反国教,下面齐声答道。还有呢?李宗瑞。还好,不用担心他们去砸车了。

临下课前,问学生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坐在前排的一位举起手来,指着我装着泡开了的胖大海的杯子问:老师你为什么泡水母喝呀?

虽说我是被学生痛恨的老师,教师节我也收到了花。刚离开办公室一会,桌上就放满了一朵朵的小白花,还好不是菊花。

班上有个学生成绩很好,也挺好学。于是我决定好好栽培下,借了一堆私藏的专业书籍给他,鼓励他好好用功。结果,新学期开学发现,他转学了。

每当读到学生们不合学术规范、不像学术八股的论文,我都忍不住推荐他们读一下<剑桥倚天屠龙史>。

有个学生在微博评论里和我讲了两句他论文的事,结果成群的代写论文求关注。这个懂礼貌的学生一一回复:对不起,你们来晚了,我已经写完了。

下课时为了让学生轻松,用电脑放了几首Dido, Enya,谁知课堂没睡着的那一半学生终于也都熬不住了。一气之下,打开摇滚目录,信手点了一个。这次学生倒都醒了,只是传出来的是Pink Floyd的I don’t need no education.

前两天上课时突然心血来潮给学生放了一段Pink Floyd的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结果,我明白什么叫代沟了。

给160名学生布置了自制个标签云的作业,结果收到161份作业,有一份没有署名。详见真相。

有个学生昨天对我的课作了总结性发言:上课是看着片子听段子,考试时对着卷子吃弹子。

学生上课听到段子才抬起头,段子一完就埋头各做各事,你问我对此什么感觉,我读齐泽克不也只挑段子看嘛。

上课时评报,一张香港报纸上有个标题是“明知佢有病,点解咁对佢”,我硬憋着憋着蹩脚的粤语读完,下面就是一阵哄堂大笑,且传来幽幽的一声:encore.

上完课学生来复制ppt,顺便瞥了一眼。发现学生的u盘上竟有个文件夹叫“XX是个好老湿”。我不动声色继续观察,结果人家淡定地把我的ppt悍然拖进文件夹“全院唯一中年猥琐男”。这么有才的创意不知是新闻写作的老师教的,还是广告文案写作的老师教的呢?

无意中点开个学生的微博,就看到个自己在课堂上讲的段子,真的让我很欣慰,原来当老师的快乐是这样的。

让学生们画数据地图,结果有一位画了澳门所有有色情服务场合的地点,毫不犹豫给了好分,不仅在于他为了做好作业成本极高,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和一般劳动时间导致作业价值高,更重要在于这个作业有极高使用价值呀。

有一次教跨文化传播时对学生建议他们能在日常生活尝试下跨文化传播。于是先后有好几个女生来给我展示她们与外国男友的合影之类,求加分。后来,有个男生也怯生生地来了,还带来一张与他外国男友的合影。

自从把段子汇总后发到若干社交媒体上转发阅读数百至数千不等,我颇为自得在办公室里中吹嘘。结果一个大牛说,就知道吹,多好的数据多好的对照组可以做个研究。另一位大牛淡淡地说,这不科学。

有一次讲文化理论,放《黑镜子》作案例来分析。结果放到英国首相被直播那段,有个女生硬生生地吐了,表示再也不吃猪肉了,并十分感谢我帮她完成减肥大计。

在人人上见到一帮学生在讨论A老师是B老师的老公之类的八卦,其中一位居然还从两人的简历上推断他们相识的时间。多老的狗仔苗子呀,可惜不教他们新闻采访,不然多好的理由加分呀。

有学生来办公室求分求不挂,觉得他们还是去拜琼英觉姆更靠谱。要不是改卷子时,听着琼英觉姆大发慈悲心,多少学生会因重修这课和我再次相会呀。


明信片研究的部分书目

Posted by gadfly on 十月 16th, 2012 filed in 抄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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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章戈浩 2012,10


数字时代的受众商品论

Posted by gadfly on 八月 20th, 2012 filed in 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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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学者斯麦兹(Dalls Smythe)提出的受众商品论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曾引发批判传播学者长达数年的学术争论,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之争”(以下简称“盲点之争”)。中文世界已有多位学者引介斯麦兹及其学术观点[1],独独漏下“盲点之争”中各位学者与斯麦兹的观点冲突以及此后受众商品论的发展脉络。近年来,随着数字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特别是web2.0出现后用户生产内容平台(User generated content platform)大行其道,受众商品论在新的媒介环境再度焕发理论活力,成为英语世界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旨在介绍与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盲点之争的来龙去脉以及此后受众商品论的理论发展情况,以期为中国学者提供思考新媒体时增添新的视角与进路。

 “盲点之争”源起于斯麦兹1977年发表在《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杂志[2]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上的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此后数年来自英国、美国的多位学者纷纷发言,讨论文章也多刊于该杂志。杂志第1卷第3期刊登了斯麦兹的盲点一文,杂志第2卷第2期马上刊登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的回应文章《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答斯麦兹》,此后又发表了李凡特(B. Livant)的《受众商品:论盲点之分》,贾里(Sut Jhally)的《探索盲点:受众商品》,以及李凡特对贾里的回应文章《在观看时工作:答贾里》,以及两人合作发表的《作为工作的观看:受众意识的提价 》。至此“盲点之争”告一段落,但受众商品论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米翰(E . Meehan)不仅将受众商品论作为她的博士论文,并从收视率调查行业入手重新思考这一概念,此后又从女性主义维度进一步探讨受众商品论[3]

     20世纪50年代,斯麦兹开始了对“受众商品理论”(audience commodity )的研究。1951年,他在瓦萨(Vassar)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发言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思想,认为商业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力(audience power),并在此后多年对此概念不断进行补充、发挥和完善。

     斯麦兹指出,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播电视节目则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都不是广播电视媒介生产的真正商品。大众媒体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像20世纪出售啤酒的小店 提供的“免费午餐”,是用以吸引顾客登门饮酒的。靠广告收入维持运作的电视媒体提供的“免费午餐”是喜剧、音乐、新闻、游戏和戏剧,目的是吸引受众来到生产现场——电视机前,供调查公司计算他们的数量多寡,并区分各色人等,然后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媒体则根据“产品”(受众)多寡和质量高低(根据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指标来预测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商收取费用。由此,斯麦兹指出媒体公司的目的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出售揭示了商业广播电视的真正商品——尽管是临时形成的商品——受众。

 斯麦兹将传播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历数了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失误。他认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生活的时代,报纸主要是受到政治党派的影响和支持,而非广告商的支持,因而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是它的影响。此后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直到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都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工业,此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席勒也未能认识到这一盲点。换言之,由于没有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大众媒体如何将受众制造成为市场商品,上述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生产的理论与实践都建立在主观的、不真实的和非历史的基础之上。

 斯麦兹并未仔细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这一盲点产生的缘由,他的兴趣更在于受众商品本身。他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商业大众媒体的主要商品就是受众力。受众力是被制造、被出售、被购买以及被消费的,有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商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受众在使用媒介时不仅仅是消磨时光,他们还在工作——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其不公平处在于: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体创造了价值,非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其经济后果。

 对于斯麦兹的批评最早来自于英国的学者默多克和加汉姆(Nicholas Garham)。虽然同为政治经济学者,默多克和加汉姆却将那顶政治经济学者最常见的帽子戴到斯麦兹头上:“经济决定论”[4]。默多克认为:斯麦兹虽然批评了当时批判传播研究的现实,即对文化产业的文化方面(特别是意义、意识形态等概念)趋之若鹜,而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方面鲜有问津,但完全忽略了欧洲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的相关努力;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并非适用于所有媒体,如出版业和电影业并不存在受众商品论的模式,欧洲非商业电视网也并非完全适用这一理论框架。此外,默多克批评斯麦兹忽视了国家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以及过于强调媒体的商品化特质而忽视媒体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5]

 对于英国学者的批评,斯麦兹很快做出了回应,提出对于传播媒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要采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方法来分析阶级斗争的现实,才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政治、经济、心理方面。”[6]

 事实上,斯麦兹和默多克的争论的焦点在于“受众商品论”对于不同情境的解释力,核心在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阶级关系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地位;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立场;大众消费情境下意识的构成”[7]。默多克认为,斯麦兹“低估了国家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低估了媒体内容在主导式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独立地位”,“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立场”以及“大众消费情境下的意识构成”[8]

 此后来自美国的学者很快加入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受众商品概念本身,试图对这一概念加以发展与补充。如李凡特认为媒介研究的盲点在于对于受众的非历史的概念化。他认为,其实只是在现代才出现了对受众工作能力的生产与交换[9]。此后,麦克斯威尔也指出斯麦兹未能区别作为人的受众和作为商品的受众。他认为广告业所青睐的其实是作为集合的受众,并提出了(作为商品的)受众拜物教的概念来做出进一步解释。[10]

 更多的学者在进一步的论争中贾里(Jhally)、李凡特发展了斯麦兹关于受众商品的观念[11]。与斯麦兹关注“广告商购买的是什么”不同,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媒体出售的是什么”。贾里认为媒介出售的是主观时间(Objective time),受众与电视网共同生产了商品受众的观看时间[12]。当然,这个时间是抽象的时间,而非具体受众的时间[13]

 对于受众商品论的另一个层面讨论则是关于受众劳动,以及受众劳动的交易过程。有学者提出,电视节目实际上是支付给受众的工资。不同于斯麦兹,他们认为受众其实是在为媒体在工作,而不是在为广告商工作,剩余价值来自扣除节目制作成本后的利润[14]

 针对其他学者对受众商品论的疑惑,斯麦兹一一作出解释。

 广告商到底是购买的什么?斯麦兹认为,精于算计的广告商当然不会出于利他主义,花钱购买空无一物的东西。他们购买的是作为整体的受众。受众被按照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传播方式、特定的市场范围划分,而这种划分对于商业来说具有统计学意义: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水平甚至房产、信用卡、兴趣爱好等等。

 广告商如何知道他们购买的受众力物有所值?即,广告商如何得知某位个体是否属于受众?是否打开了电视?是否注意到了广告的商品?斯麦兹认为,广告商实际像保险公司一样,对部分受众群体不再注意广告的情况早有预测,并将这部分人计算进了折扣。此外,广告商还通过社会调查、收视率调查之类的方法获取数据,这些数据的合理取样与统计,使得受众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评级。

 什么机构制造受众力以供广告商购买?斯麦兹认为有两个层次的机构。首先是与受众相联的媒体企业,如商业化的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杂志甚至是公告板和邮件广告,以及为媒体服务的机构,如通讯社、出版商等等。第二是教育机构,特别是中小学。教育机构一方面通过所谓职业培训课程,如商务英语、广告、营销之类直接教育儿童媒体与商业如何运作另一方面在培训过程中又间接让儿童学会了对权威的顺从。

 受众与广告商谁付出更多?表面上看,受众用受众力交换商业媒体的媒体内容,这种交换是平等的,甚至是对受众有利的。不过在资本体系下的事实并非如此。斯麦兹通过对比美国和加拿大广播电视受众成本(购买价格、使用年限、电费、维修)与广告商成本发现,受众承担的成本大于广告商。对于报纸杂志稍有不同,广告商承担了70%-90%的成本,用户只是承担了发行的成本。

 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商业媒体的内容本质是什么?斯麦兹指出,媒体的广告与非广告内容存在着统一,不过不能忽视两者间的区别。相当一部分的理论家认为广告的支持,使得媒体得以制作新闻、娱乐或教育节目。斯麦兹认为,非广告节目只不过是免费午餐。由于媒体主要是为广告商制造受众,因而“免费午餐”总要从属于正规的广告。斯麦兹将分类广告也视作免费午餐:一方面,有读者购买这类广告;另一方面,新兴的有线电视直接导致受众同时为免费午餐和广告付费。斯麦兹认为既不能免费午餐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它们的宣传作用。一言概之,免费午餐和广告在一起提供了受众用以工作的原材料。

 斯麦兹在晚年所作的《依附之路》中,再次系统阐发了受众商品论做出。在经历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内外的多次学术交锋之后,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认为,大众媒体的受众是一种商品,而且受众从事劳动,引发了对不少既定思维方式的思索。他指出,在回答到底什么是大众媒体主要商品这一问题时,有两种主要理论工具:主观的、理想主义的和客观的、现实主义的。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与相当数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学者都是理想主义的:,他们将大众媒体当作讯号、信息、影像、意义、娱乐、教育、导向、操纵;所有这些概念都是主观的精神实体,而与现实生活脱节;这些概念所揭示的不是大众媒体的内容某一方面,而是它的效果,或是目的。尽管受众力对广告商的影响发生在受众群体的头脑里,但还是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基础上的。

 米翰提出的收视率商品(rating commodity)成为了“盲点之争”的收官之作。她认为在商品化过程中,“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15]她指出,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所谓受众的人头数),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构成、使用的媒体形态)。媒体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行业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收听收视率调查公司从事的,是这种信息的检测过程。加拿大学者莫斯克将这种观点总结为cybernetics commodity,即关于数据的商品。

 作为一位女性学者,米翰同时试图在传统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路中引入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的视角:例如,在传播评估机构那里受众其实是性别化的受众,女性受众会随着评估机构的需求有时被单独考虑,有时又被混入无性别区别的受众之中[16]

 受众商品论是基于美国的电视网而做出的理论阐发,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媒体的发展,又陆续出现了重新审视数字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适用性的讨论[17]。相比传统媒体,新兴的信息技术交互性明显增强,特别Web2.0技术出现后,使媒体受众兼具内容消费者和内容生产者的双重身份成为可能。此外,早年的“盲点之争”并没有提及资本如何控制受众的劳动,也没有论及使用价值如何从受众中异化出来,而这两项恰恰成为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时代受众商品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福契斯(C. Fuchs)一直倡导批判网络研究,揭示网络经济背后的信息资本主义实质。他将尘嚣日上的互联网经济区别为商业化的互联网经济与非商业化的互联网经济,认为后者基于礼物馈赠原则,只有价值但没有交换价值,使用者无需花费成本也不必担心附着的广告。但是随着Web2.0技术的引入,出现了用户免费使用,而平台提供商却可以从中获利的互联网礼物商品经济(Internet gift commodity economy),实质上是新媒体时期受众商品模式的翻版。与以往的受众不同,新媒体受众既是使用者,也是内容生产者。福契斯因而提出了prosumer商品和prouser商品:前者是制造者(producer)与消费者(consumer)的合成词;后者是制造者(producer)和用户(user)的合成词。在斯麦兹那里作为隐喻的受众劳动,在当下则成为真实的付出。传统媒体中受众只是通过“观看”,或者通过付出额外的时间而经由媒体内容被商品化;Web2.0的用户们在“免费”使用各种网络服务如Google, Yahoo, Myspace, Flickr, Youtube时,也在为这些平台生产内容。福契斯所引入的概念正好对应着当年斯麦兹的论断,电视网向广告商出售的既是作产品的受众也是作为劳动的受众。在新媒体时代,受众同样被网络平台作为商品出售给广告商,而这种商品化的背后,受众们或者“prosumer”们是真真正正地在付出劳动:不仅他们本身成为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商,他们劳动的产品会被平台提供者再次商品化出售。相对于传统媒体,基于网络的媒体更易于使用Cookie之类的技术掌握受众/用户的行为,因此在新媒体上的广告往往是“个人化”的广告。社交媒体的出现甚至使得人的社交关系也会被商品化,成为信息资本家的牟利工具[18]

 西班牙学者伯尔米约(Fernando Eermejo)发表于《新媒体与社会》上的文章《历史视角的受众生产:从广播电视到谷歌》[19],对比传统广播电视业与互联网的的受众生成过程,并以在线广告的演进过程检视受众商品论对于新媒体行业的解释。他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深入讨论。一方面,从斯麦兹到米翰的研究已经发现,传统的媒体行业由广告行业,甚至是收视率调查等评估行业支撑,广告行业与评估行业也试图将这一模式在互联网上复制,试图生产出作为商品的在线受众,却由于互联网的特性而使得传统的广告效果评估方式纷纷失效。诸如点击率、页面浏览率等指标作为在线受众及其行为的评价参数被证明存在诸多不足,传统的电视收视率调查、报纸杂志发行量也比以往受到更多质疑。另一方面,受众的劳动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往,也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具有更强的互动性,正在出现互动性的商品化和商业化过程。从受众商品论出发的逻辑虽然对在线广告具有解释力,却也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果按当年“盲点之争”中的某些观点来看,特定受众的观看时间才是媒体业出售给广告业的商品,那么这种商品在网络环境的新媒体中则更难以被测量。当然新媒体行业很快就寻找到替代产品,如搜索引擎关键词。换句话说,特定受众(或者用户)使用的词语,而非时间成为了新媒体出售给广告行业的商品。因此,伯尔明约认为虽然新媒体技术表面上改变了媒体行业的生态,但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广告支撑传媒行业的实质,只是出现了若干新的特征上的变化,学者应该通过调整受众商品论等理论工具的关注重心来辨析复杂的现实情况[20]

 曼泽罗尔(V. Manzerolle)的研究《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同样基于斯麦兹的受众商品论来研究基于无线网络的移动终端的使用[21]。他借用了福契斯提出的“Procosumer”商品的概念,提出基于移动平台的2.0应用更为“个人化”和“定制化”。桌面平台的用户使用搜索引擎,移动平台用户更偏向使用应用程序,不少应用通过用户生产的内容来支撑,从而招徕广告。受众作为商品,不仅是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与利润来源,同时也是移动设备生产商、新媒体平台、电信企业的利润来源。而正在兴起的定位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则提供了受众商品或者“procosumer”商品“变现”的可能。移动网络用户通过LBS应用对消费过的商家进行“报道”与“评价”,移动平台或是LBS应用程序商可以将通过用户这类报道与评价将移动设备的用户再次商品化,就像传统媒体通过广告评估体系将受众商品化一样。正如当初斯麦兹通过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讨论而转向受众商品论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曼泽罗尔认为借用受众商品论对于移动平台的讨论最终也将走向对于移动网络带宽甚至无线频谱的讨论,从而揭示电信企业垄断了本当属于人类公共资源的无线电频谱并将之商业化的事实。

 李(Micky Lee)选取搜索引擎Google为个案,着重分析了当下受众商品的演进,即对伯尔明约的互动性商品化的过程的进一步探讨[22]。李的分析由Google的广告机制入手:尽管与传统的媒体公司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在通过广告盈利这一点上却与传统媒体的运行机制异曲同工。Google的大部分服务均为免费,颇有几分斯麦兹当年定义的媒体“免费午餐”之意。李将她的分析限定于广告关键词(Adwords, 这种基于搜索、基于文本的广告机制的商业过程,与其他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广告机制(如弹出式广告、横幅式广告)不尽相同。与传统广告行业广告商购买电子媒体的播出时间或是印刷媒体的展示空间不同,Adwords购买的是搜索“关键词”,即用户搜索某个关键词时,会出现针对这个关键词的广告。李的分析对比了当年贾里和李凡特对于斯麦兹理论的扩展:观看就是受众的劳动,剩余价值出自受众们观看节目之外的广告[23]。在Google的广告机制里,价值来源于用户的点击。与贾里和李凡特所提示的机制不同的是,关键词不同于观看时间,它并不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可以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此外,关键词的意义无关紧要,一个拼写错误的关键词由于出现频率高甚至也会被投以重金,或者英语中某个关键词的复数形式也能成为重要的关键词。换言之,仅仅商品的交换价值有意义,商品是否有使用价值毫无关系。李认为麦克斯维尔l)的“受众拜物教”(Audience Fetishism)的观念更能充分解释这个现象[24]

     如上文提到,米翰对于斯麦兹受众商品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在于评估体系及其对产业的影响。而在新媒体环境这一点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关键词之外,Google通过提供工具条轻易掌握用户行为,建立起自己的评估体系,进而摆脱评估产业的控制。Google可以利用用户的劳动创造出关键词商品,又因为同时拥有广告业和评估业,可以调整这类商品的成本[25]

 此外,当年的“盲点之争”的核心之一在于,媒体除了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生产的功能。由于Google本身并不提供内容,因此在李眼中,它的搜索结果也是一种商品,搜索结果的展示与排序也就展现Google自己的意识形态:互联网上的信息应当即时被获取,信息多总比少好。而对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励,势必带来用户更多的搜索行为,而这种劳动会使得关键词的交换价值不断提升,最终Google得以从中获利[26]

 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历来重视对于传播现象的整体性、历史性关照,因而新兴的信息技术对于传播业带来的影响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热点,作为这一学术体系中重要理论支撑的受众商品论对数字时代的传播与媒体无疑显现了巨大而深刻的解释力,而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试图依照新的传播情境对这一理论工具进行即时的修正。 中国的网络环境及其数字媒体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呈现出某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恐怕更需要引入批判的传播政治学的视角,也有可能对这一领域作出其独特的贡献。


[1] 陈志贤, 2009; 冯建三, 2009; 郭镇之, 2001

[2]《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杂志于1976年创刊,1991年终刊,虽然只存在了15年时间,但作者阵容强大,哈贝马斯、鲍德里亚、马尔库塞、桑塔格、吉登斯、鲍曼、伊格尔顿、拉克劳等人都曾为此杂志供稿。

[3]米翰与里奥丹,2002

[4]默多克1978和加汉姆,1979

[5]默多克,1978

[6]斯麦兹,1978

[7] 默多克1978

[8]同上

[9]李凡特,1979

[10]同上

[11]贾里,1982;李凡特,1982;贾里与李凡特,1986

[12]贾里,1982

[13]贾里与李凡特,1986

[14]同上

[15]米翰,1984

[16]米翰,1993

[17]伯尔米约,2009;卡拉维,2011;李,2011;曼泽罗尔,2010;麦克斯退,2011

[18]福契斯,2009a;福契斯,2009b

[19]伯尔米约,2009

[20]伯尔米约,2009

[21]曼泽罗尔,2010

[22]李,2011

[24]麦克斯维尔,1991

[25]李,2011

[26]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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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戈浩 整理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