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男人、死人的板砖大会
Posted by gadfly on 五月 7th, 2011 filed in 未分类2 Comments »
作者: James C. Witte， Susan E. Mannon
出版社: Routledge
出版年: 2010-2-11
页数: 192
定价: GBP 23.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15963190
也许正是由于信息技术过于年轻，没有哪一位媒体研究、传播研究的成名人物是在个人电脑诞生之后、互联网风靡之际方才扬名立万；因此，对于网络研究、新媒体研究的各种理论言说，最靠谱的方法便是从所谓“白人男人死人俱乐部”去借个火，谁让为传统的社会理论贡献砖头般巨著的净是白人、男人、死人呢？也可别以为他们都是过时的老古董，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大打口水仗之时，也正是那时的最新科技粉墨登场之际。
《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的作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社会学教授James CWitte和犹他州立大学教授Susan EMannon似乎就是想开上一场虚拟的板砖大会，把社会理论三大思潮穿上马甲，让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各自抢注ID，在论争网络不平等的主帖下面，灌水、掐架、PK。马克思何曾尝试网购，韦伯从未打过网游，涂尔干也没能见过网聊，可谈起社会不平等来说，他们哪个不是口沫横飞、下笔千言？把他们轻车熟路的话题，从现实社会引入网络空间也并非难事。
其实互联网兴起之初就有学者发过个主帖叫“数字鸿沟”。当然它最后成了个板砖横飞的千年大坑。起先数字鸿沟说的是是否有条件上网。后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上网时间、上网频率、网速、上网技能甚至上网的场合实际上都与社会不平等相关。数字鸿沟的内涵与处延不断扩展。因此，《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的作者试图作出区别：互联网的不平等不仅仅在于获取与接入互联网的不平等。随着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或者说我们身处社会正在进行着网络转型，那么对于互联网不平等的考虑也要转向人们如何不同地使用互联网，而且互联网又如何影响社会平等。
论及这类话题，沙发帖当然被马克思占了座。他带领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一干人等一阵猛拳：现有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收入与教育程度，这当然带来了网络接入、网络信息占用和网络技能上的不平等。而网络技能的高下又强化原有的不平等，甚至把这种不平等带到下一代。也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娃，电脑用得多，网络玩得转，以后当然更有钱。更何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技术其实是为资产家的军火库里新增添的武器。当我们采用与新产品相关的新技术时，实际上正为资本家的市场战略作出贡献。
抢到板凳帖的韦伯，对于沙发帖又顶又踩。按照韦伯文化理论的延伸，社会不平等不仅仅由社会阶级决定，同时也受到社会地位的影响。中产阶级的确将网络技能作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种优势，所以对于楼上是要顶一下、赞一把。不过按他的观点，楼上的观点还是要踩上一脚，他更强调的是网络行为更加为社会精英作为确定自己身份的生活方式：如果谁觉得自己是个白领，那他就该坐在星巴克里抱着手提电脑、Ipad，上着“非死不可”(Facebook)。
话说到这份上，涂尔干也不能只是“虎躯一震、三分走人”。照这位功能主义学者看来，单个的页面或网站其实就是为特定用户服务的。然而，网络所积累的智慧却是为所有网络用户服务，而无论他们是不是非广泛使用网络，也不论他们是否拥有足够技能。所以网络不平等当然存在，不过对于社会而言，这算不得什么大事。
可别以为《互联网与社会不平等》就是社会学者们摇起招魂幡，让白、男、死人们借尸还魂、指桑骂槐。此书的两位作者，恰恰是从美国相关机构的调查数据出发，并用量化的数据来验证社会理论的三种思潮对互联网不平等的解读。而他们本人的总结性发言则是：不论如何解读，都显示一个清晰的事实——— 的确存在互联网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也正随着互联网向日常生活的渗透，而不断加深，互联网上的不平等也影响着我们生活的社会的不平等。由于两位教授所基于的仅是美国社会1997年至2007年的调查统计数据，因此他们所谈论的互联网不平等仅仅是在一个经济发达同时也是网络运用广泛国家的情况。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他们无从谈论。当然像中国是否存在类似情况，他们更是没有发言权。这个问题只怕要让在星巴克里无线上网的中国白领和窝在二、三线城市的网吧里打着网游的辍学青年们开个板砖大会来讨论一下吧。
此文载《南方都市报》2011-04-24
http://gcontent.oeeee.com/0/ba/0ba7e0f75158b6f7/Blog/a02/03da5d.html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五期
Posted by gadfly on 三月 31st, 2011 filed in 未分类Comment now »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五期，在春天里焕发蓬勃生机！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4286346.html本期一共有9篇书评，3篇编译文章，加上其他内容，共5万字左右。
本刊采用“创作共用协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授权方式发布。欢迎大家下载、传播、阅读、讨论、分享！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创刊号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856969.html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二期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0308948.html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三期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925135.html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四期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262497.html
本期责编是青年才俊张信纸同学（张昕之，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博士候选人），来看看他精彩的刊首语吧：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踩着三月份的尾巴，第五期《数字时代阅读报告》姗姗来迟。比起第四期《报告》 ，留给撰稿人的时间少了将近两周，但可喜的是诸位同仁笔耕不辍——本期杂志包括 9篇书评，3篇编译，以及资源信息链接共计若干，约五万字。
自告奋勇当了编辑，偶尔向外部好友约稿，同时介绍本刊。说得多了，难免有同学半开玩笑地问我：你们（这期刊）是干啥的？若是半官方地说，正如写在封 底的“关于我们” ：“这是一份以数字媒体乃至媒体传播相关书籍的阅评为主的‘同人杂志’” 。如果要文艺一点：这里是一群麦田里的“在路上”，对媒介与社会，好奇，关注，点评，但不求闻达。记得几个月前（具体细节在此省略），有外部商业机构询 问， 是否考虑将 《报告》商业化。 但是组内讨论后，还是决定惯承“CC 2.0” （creative commons）协议发布我们的作品，即——“署名、非商业性使用，以及相同方式共享”，尤其这句“您只能采用与本协议相同的许可协议发布基于本作品的演 绎作品”。CC 的倡导者们说其任务是：“Creative Commons develops, supports, and stewards legal and technical infrastructure that maximizes digital creativity, sharing, and innovation.”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罢——尽管这背后或许浸染了知识产权保护、知识生产结构、自发内容生产与职业道德、 从技术创新到商业交换等诸多刀光剑影，在此按下不表。
根据谈论的主题，本期来稿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书本之外”的故事，即新媒体技术业界“实时动态” 。这部分是两篇编译的行业报告，分别是魏武挥推荐的其学生（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TMT 编译中心 MsCellophane）编译的“2010 移动市场回顾”，于 2011 年 2 月由 comScore发布，可谓是及时之雨。禾玛则编译了由一家位于荷兰的私人公司 DISTIMO的调研报告，分析了美国的 iPad App Store, iPhone App Store, Mac App Store, Blackberry App World, Google Android Market, Nokia Ovi Store, Palm App Catalog 和 Windows Phone 7 Marketplace 在2011年2月期间的数据，绘出了一组插件下载的“龙虎榜”，共有二十多副图——算是一组高速快门拍摄下的定格画面。
第二类则是对新媒体“效应”的反思。 （新）媒体究竟从多大层面、多大强度、何种条件、何种语境下影响（改变、加强、削弱、替代…）了使用者（使用还是接触？）的各个面向上的认知、态度、行为 ——是一个从传统媒体时代就萦绕在研究界的一个话题（如写于上世纪中叶的《人民的选择》） ，半个世纪过去，注定前路漫漫。本期几篇涉及新媒体与“人”的文章都颇有意思。Miss kuhn小姐和禾玛不约而同选定了《网民的狂欢》（the cult of the armature）作为其评议对象。忘了介绍，Miss kuhn是新加入我们的撰稿人，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借此我保证他俩事先没有串通。那么到底网络给我们这些“爱好者”带来了怎样的狂欢？是真 实还是幻象？请看正文。袁楚则讨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过度使用搜索引擎是否会损害人的智商。他所评价的这本书也颇有启发性（正确与否可以再议），标题不惊 人死不休，但见《浅薄》二字。王成军黠之大者则讨论了时下沸沸扬扬的社交网站，讨论了其对使用者社会资本（“聚合”社会资本抑或是“联外”社会资本之辩） 的建构，洋洋洒洒。
第三类则是新媒体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关联。这类文章秉承“媒体效应”但又不止步于用户态度或者行为变化，而将问询的视角拓展至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脉 络。胡凌推荐的来自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通讯》的张霁爽作《意见要不要交换》大抵属于此类。该文以颇富争论的《信息乌托邦》一书为几点，开篇就讨论了民主 形式之本，后又提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之辩。章戈浩的书评标题大亮，题曰“白人男人死人的板砖大会”——原来是讨论互联网和社会不平等的。这也算 是新媒体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网络究竟是填平了分化，还是加速了分野？回答当然终归是一句万能下联金句：“it depends”——可要把这其中的道理说明白，着实不易。 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刘晗由《删除：数字时代中遗忘的好处》引申开来，讨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互联网‚无意“记住”了我们的“无意中”想或者不想记住的东 西，所谓“雁过留声”，即“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它记录下来”；然而“雁过拔毛”就不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了：“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 人所用”——“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由此引发出隐私权、媒体道德等一系列话题。立早同学披星戴月在前天凌晨夜班时分发来了本雅 明的代表作《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上个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段子，经久不衰。同时她接着第三期翻译了 lessig所著的《remix》的部分章节，讨论了艺术与商业的互动关系，尤其问询“现代化的媒介商业化形式是否改变还是再造了艺术的天性”这一议题 ——但愿我没有曲解这个主题。
第四类则介乎以上主题之间，属于互联网商务的阶段性反思。如果说第三类的书是理论探讨，这部分则是真刀真枪。而我们《报告》的作者一般从这类“畅销 书”中择其有争议者而解析之（比如上一期就有和微博叫板的说“微博不能改变一切”）。法学博士候选人出身的胡凌针对马化腾和腾讯创业的过程，提出了自己的 分析：“比起单纯的商业模式和内部事务，我更关注像腾讯这类企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以及外部环境如何对它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在文末指出针对“企 业垄断”等法律法规议题，应该有更多的学术研究。 萧秋水则评述了《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的“发家史”，旨在评述：为什么以色列这片面积有限的国土上可以孕育出各种技术创新，发人深省。
除却这些长一点的文章，还有一些简短的资源和评述，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秦洁提供的关于网络文化的图书资源、章戈浩提供的 digital creativity 杂志的免费阅读等。而正在杭州（上海）参加新媒体会议的马金馨在百忙之中发来了会议上记录下的若干资源，从公民媒体到社区参与，不一而足，使得《报告》更 具时效性。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转眼间，从创刊号至今，《报告》已经出了共十个月。十个月之于人世社会，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三个多季度，但对于新媒体来说，则可能已是更新换代。编 辑团队里的胡凌曾和我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所有和互联网有关的比较好的书（不论中西）都评论一遍，成为资料库——每期 15 本，一年就有 50本（包括重复的），4年有200本，应该可以赶上新书出版的速度，只要坚持就好，5周年的时候就蔚为大观了”。此言得之——“慢慢走，欣赏啊！”
以上是本期《报告》的“片花”——更为精彩的内容等着诸位。预备——起！
再次向本期撰稿人以及资源推荐人表示衷心的谢意。
——是为序
笑星慈善：英国的公共电视与社会参与
Posted by gadfly on 三月 24th, 2011 filed in 未分类Comment now »
张 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章戈浩（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
一进入三月，英国街头就出现了不少“红鼻子”。这可不是什么流行病：鼻子是塑料的。不过可也不是什么全民恶搞。这是大名鼎鼎的慈善活动——“红鼻子日”（Red nose day）。这一活动由英国的慈善团体“笑星慈善”（Comic Relief）主办，由多家企业、媒体、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而英国最重要的广播电视机构——英国广播公司（BBC）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活动中，英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努力彰显无遗。
笑星慈善：电视募捐马拉松
所谓红鼻子日，乃是“笑星慈善”系列活动中的一部分，也是其募捐的主力军。“笑星慈善”始自1985年圣诞节，源于英国广播公司第一频道（BBC1）一档节目《晚晚早餐秀》（Late Late Breakfast Show）对非洲苏丹难民营的报道。这一活动通过电视喜剧表演来募捐，其宗旨在于为贫困人群的生活提供积极且持续的改变。活动实行所谓的“黄金镑原则”，即所有捐款均用于慈善用途，而活动的各项组织费用由包括BBC在内的各个参与者自行承担。[i]
首次的红鼻子日为1988年的2月5日，此后定为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五。2011年的红鼻子日为3月18日。事实上，这一天在英国几乎已经成为了半个假日，很多学校都会取消半天课程，代之以组织相关活动。
在这一天，BBC将播出特别的“红鼻子日”节目，从下午开始播放，直到深夜才结束，称为电视马拉松（telethron）。首先启动的是BBC的儿童频道（CBBC），它开始播放各类相关报道、募捐活动以及名人参与节目，随后BBC第一频道也开始在常规节目之中穿插播出相关内容。晚间新闻节目之后，从七点开始，“笑星慈善”正式进行现场直播。晚上十点，第一频道开始播出半小时的晚间新闻，此时特别节目会切换到BBC的第二频道（BBC2）播出，在确保特别节目完整性的同时，又不打断第一频道日常新闻节目的时间表。到十点三十五分，第一频道的新闻播放完毕后，节目又切换回来。整晚的“笑星慈善”节目就像一场接力赛跑，每小时由一组喜剧明星或名人来主持，其节目内容主要是对当今流行的电视节目、影视节目甚至新闻事件进行滑稽模仿，有大量的喜剧表演和幽默访谈，还有喜剧明星们在非洲探访当地民情的专题纪录片。除了这个马拉松式的特别节目外，BBC的其他常规性品牌节目，如电视剧《东区人》、电视问答节目《大学挑战赛》、幽默节目《小不列颠》，都曾在当天制作播放相关的特别内容。
所有参与节目的喜剧演员和明星们均是义务劳动，而节目所需的各项设备也是以BBC捐助的形式免费使用。虽然这一节目以募捐筹款为目的，但值得赞赏的是，它并不是给财大气粗的企业获得借机扬名甚至变相广告的机会，而更多是利用大众传媒对社会公众的渗透与传达能力，动员普通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笑星慈善”的红鼻子日活动继1988年、1989年成功举行后，固定每两年举行一次。BBC1的红鼻子日电视马拉松本身也成为极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据统计，1999年该节目观众达到683万，收视率在一周节目中名列第二十位。此后，这个节目无论在观众人数上还是收视率排行上都节节上升，2009年观众人数达984万，收视率名列第一。所募捐的款项每次均在百万英镑以上。[ii]
这个活动的影响力也日益扩散，并先后派生出两档类似的活动：“体育慈善”（Sports Relief）和“孩子有需要”（Children in Need）。这个节目还推广到了全世界，例如，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俄罗斯和芬兰出现了红鼻子日的当地版本。在它的成功中，BBC这一电视媒体可谓功不可没。
红鼻子日活动业已成为英国公共电视参与社会事务的成功典范。它不仅是一档成功的电视节目、一次成果丰硕的社会公益活动，也极大地调动了英国民众的社会参与。而这与BBC的公共电视服务功能密不可分。当然，作为公共电视的BBC，其新闻节目原则上与商业电视一样要遵行新闻规律；其娱乐节目同样要经受市场和受众的考验。但在此之外，它还要提供各类节目以承担社会公义、促进社会发展、提升公众素养，这些节目包括专门的科学教育类节目、历史文化类节目以及儿童节目，也包括为公众提供社会参与的节目。其中既有公众参与的政治与社会议题讨论，也有如红鼻子日这样广义上促进全民参与、建设公民社会的公益节目。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共电视服务也承载了为日常生活政治提供空间，并最广泛地再现社会不同群体声音的任务。
作为社会公地的英国广播公司
英国广播公司是世界上最早提供广播电视服务的机构之一。由于历史与传统的原因，BBC走上了与美国商业广播电视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创了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模式。在英国，无线电频谱被当作与石油、钢铁、铁路等一样的战略资源，关系国家命脉，因此广播肇始之初很快就抛弃了私人占有的商业模式，但为了避免此资源被特定政治集团所利用和操纵，又从立法和行政架构上确保了公共服务的独立性。
BBC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其成员包括社会各界代表以及各地区的代表。理事会决定公司的方针、政策，并任命总经理等主要领导成员，组成经营委员会来主持日常工作。主管部门受议会委托，监督公司的经营政策和节目内容，负责向公司签发执照，审查公司的年度报告，并就特定的情况或技术问题发布指令。BBC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受众缴纳的电视机执照费。执照费由政府主管部门代收，收费标准由议会决定。对外广播经费则由国家财政预算拨给。法律明文规定，禁止BBC播出商业广告或播送任何付费节目。BBC在行政和财政方面受到民意代表议会而非政府行政部门的制约，而且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力和业务上的独立性，政府对于业务问题一般不加干预。
在传播与文化学者的理论构想中，媒体，特别是公共电视服务，处于一个三角地带之中。这个三角地带的一端是国家，另一端是资本，第三端是公民社会。公共电视不断地被三种引力争夺，拉向不同的方向。国家当然乐见于用媒体来宣扬有利于自己的观念，资本也对获得公共电视所产生的受众市场充满兴趣。因此，公共电视从来就不是在市场之外，它一直就在市场竞争之中。从历史角度来说，公共电视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空间，以便公民社会的不同力量都可以展现，可以相对独立地展开对话，不受国家与资本压力的左右。因而，公共电视服务是一个第三方的位置。因此，对于公共电视来说，最理想的形式应当由公众出资、公众占有，这既防止了政府的干预，也没有广告的压力。[iii]在这一理论构想中，包括公共电视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都是隐喻意义上的“社会公地”。在传统的分封制欧洲，除了私有土地之外，每个社区还拥有公共领地，产权由成员共享。而诸多的公共服务，如公共广播电视、图书馆、博物馆等，正是在非物质领域或曰象征领域所存在的一片公地。它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致力于为全体社会公众提供其自身发展与提升需要的种种服务，而在客观上，它们也在最大程度上吸引最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生活，共同构建良性的公民社会。
在争议中前行
作为社会公地的英国广播公司，也成为众矢之的。在近一个世纪的播出中，BBC涉足众多富有争议的政治议题，不可避免遭到“偏向”某一方的指责，从冷战、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直到最近的中东抗议活动莫不如是。从长期的立场来看，BBC在政治上带有自由主义倾向，属于中间偏左的位置，这引发保守党及其支持者的长期批评，认为它成为工党的扬声器。而工党也对其部分报道非常不满，尤其是关于伊战的内容。2003年，BBC的新闻报道称英国政府夸大伊拉克武器调查结果，借口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美国共同出兵参战。这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军方负责武器调查的凯利博士自杀身亡。针对此事组织的赫顿委员会调查后指责BBC的报道不负责任[iv]，迫使BBC道歉，其董事长、总经理和采写报道的记者先后辞职。此外，民间社团组织也不断批评BBC在女性、同性恋者、少数族裔、青少年文化方面过于保守，而文化上也偏向于中产阶级。
的确，就整体的文化品位而言，BBC偏向于高雅文化，其纪录片、古典音乐和严肃戏剧不仅在电视领域享有盛名，而且成为艺术爱好者的阵地。不过，作为一个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机构，BBC也一直承受压力要提供多元化的节目内容。自21世纪初以来，BBC也作出了许多尝试。2005年1月，BBC第二频道播出了音乐剧《杰瑞·斯普林格》，这是一个根据美国收视率极高但是内容也充满“煽色腥”（sensational content）的脱口秀《杰瑞·斯普林格秀》而创作的，其中有大量的争议性内容和语言，因此，也招致了社会各方尤其是宗教团体的尖锐批评。BBC在节目播出之前收到了55000份抱怨性的观众来信，在之后又收到了8000份。不过BBC的管理委员会仍然票决支持该剧的播出。[v]
由此可见，“众口难调”对于秉持公共服务理念的BBC来说的确是令人头痛的事情。但是，所有娱乐节目中受到抨击最少的，或许就是“笑星慈善”了。它将电视节目与社会公益活动、将电视的娱乐功能和社会参与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体现了娱乐的真正品位所在，也发挥了电视的极大社会价值。
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的引入、更多电视频道的兴起，受众被分流，英国的公共电视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BBC所形成的一整套节目理念和节目品牌，仍然是它最宝贵的财富。
娱乐力量大：电视公共性与社会参与
无独有偶，类似《笑星慈善》的电视活动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其中很多都是受到“笑星慈善”的激励而发起的。
1984年，美国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活动，名为“伟大的美国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个电视公益活动，而且是一个电视传播效果的实验。这个活动调查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按照民意进行了排序，发现其中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情况。例如，“自由”这一价值观排名极高，而“平等”则远远落在后面：这是否说明美国人只关心自己的自由，而不顾别人的自由呢？电视制作者邀请明星主持专门节目，讲述调查结果，提出反思，并请求美国人采取行动来改变这些不合理的价值观：向相关的慈善机构捐款。几家电视网通力合作，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地区独占了晚间时段，使得该节目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而节目播出期间和之后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很多观众因为观看节目而反思了自己的价值观，并踊跃向慈善机构捐款。[vi]这个案例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归大众传播的强力效果”的例证。
套用一句《蜘蛛侠》里的电影台词：“能力愈强，责任愈大。”从长期、宏观的视角来观察，电视及各种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的确不容低估。在此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电视媒体被要求承担大量的社会义务，而英国广播公司等公共电视更是责无旁贷，如“笑星慈善”此类的社会公益活动则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
娱乐是现代大众媒体的重要一环，其社会作用充满争议，支持者认为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基本要求，批评家则反思了大众文化的低俗性及其麻醉功能，但如果娱乐节目能够动员广泛的社会参与，以改变社会面貌、促进平等发展为己任，则能够重新界定“公共性”的疆域，而“社会公地”也将在政府、资本和社会公众的三角争夺中，向着社会一端迈出坚定步伐。在这种活动中，还将社会参与渗透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以一种泛政治化的效果进一步促成公民社会的培养与健全。
对于中国的广播电视而言，近十余年来公共服务的呼声与论证不绝于耳，相关政策呼之欲出，而各种实践形式也应运而生。在探索公共服务广播电视的架构之外，具体践行内容亦需要多方探索。如“笑星慈善”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实践，将为中国媒体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i] 关于Comic Relief的慈善注册情况可以在英国慈善管理会（Charity Commission）查询注册号 no. 326568 at the
[ii] 收视率统计来自英国广播受众研究组（http://www.barb.co.uk/i）
[iii] 《英国媒体研究的发展》收录于段鹏等编《传播学在世界》（2005）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P57
[iv] http://www.the-hutton-inquiry.org.uk/
[v] BBC rejects Springer complaints, BBC News, 2005.03.30
[vi] Ball-Rokeach, Sandra J. etc. (1984) The great American values test: Influencing behavior and belief through televi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转引自塞弗林、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第5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政治正确：英国媒体的自省与自律
Posted by gadfly on 二月 24th, 2011 filed in 抄书笔记1 Comment »
张 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章戈浩（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
2011年初，美国一家出版社再版马克·吐温的名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引发轩然大波。新版本的编者替换了原书中的部分词语，主要是将“黑鬼”（negro）这个词改为了“奴隶”（slave），《哈克历险记》被改了219处，《汤姆历险记》被改了4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招致马克·吐温爱好者的大量抨击，认为这种擅自改动不尊重当时写作的历史，更有偏激者指之为对原著的亵渎。然而编者阿兰·格里本教授坚持自己的做法。他也满腹委屈：这明明是为了让这两本名著得到更多人的接受，尤其是中小学生们。事实上，早在1957年，《哈克历险记》就因为含有歧视词汇，被剔除出美国小学和中学的必读书目之外了。
一位学者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名著擅作改动？这牵扯到欧美社会广为接受的一套“潜规则”，即“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它并非文学界所独有，而是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潜规则，作为主流社会风向标的大众媒体更不例外，说是奉为圭臬也毫不为过。例如，在美联社有关此事的报道中，根本没有出现negro这个词，而是以“N-word”代之。
政治正确的力量极为强大，同时也颇富争议。
“政治正确”的前世今生
所谓政治正确，在本文中指的是西方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套思想规范及行动，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基本目标，避免使用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和行动。即以“黑鬼”（Negro）一词为例，因为它历史性地带有强烈的黑人歧视色彩，几乎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禁语。
国内有论者在提及“政治正确”的时候，言之凿凿的指出：“‘政治正确’不是一个中国政治术语。中国也不存在类似的现象和概念。”[i]此说不确。实际上，这个词最初的含义，正是汉语字面上的意思，指的是在政治上保持一种正确性，尤其是与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
美国学者理查德·费德斯坦（Richard Feldstein）追溯了它的起源，认为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争论中。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美国左派陷入一种两难，即一方面力图支持世界上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又觉得与法西斯结盟此事不妥。“政治正确”便用来形容这一窘境。[ii]英国左翼思想领袖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讲述了起源的另一个版本，更是直接与中国政治状况相关。他指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的左派戏剧中，表现了一些革命小团体，在抨击某些性别和种族歧视现象的时候，会模仿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口吻说：“不太‘政治正确’，同志！”[iii]由此可见，这个概念事实上与中国人所熟悉的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过，随着20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的发展，这个词的含义和它的使用语境也发生了变化。“政治”的含义更加宽泛了。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通常指的是各阶级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策略、组织与行动，主要在国家统治层面展现，那么现代西方的政治已经拓展到各种利益群体身上，其斗争囊括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种族抗争运动和女性主义运动，它们改变了“阶级”作为政治唯一基础的现象，形成了新的“身份政治”。这些运动大声疾呼，要求改变种族不平等、男女不平等的现状，给予黑人、女性等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社会权力，力图消除教育、就业以及社会福利方面的种种间隔。随着同性恋者、宗教团体、年龄群体甚至环保团体等的不断加入，到20世纪80年代时，属于左派的身份政治运动业已成为西方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这场运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西方社会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社会中有许多弱势群体一直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制，既有就业、教育等方面的限制，也有文化和语言上的偏见与歧视。例如，为什么议员、法官、大学教授、公司高管里，白人男性占据了大多数？为什么必须使用“主席”（chairman）这个天生就具有男性特征的词？为什么杂志广告中展现的女性，总是家庭妇女的形象？
在不断的抗争之下，一套亦明亦暗的规则逐渐被普遍接受。当一家大公司在招聘时，如果两位候选人资历、能力相当，差别只是一位男性、一位女性，那么雇主多半会选择这位女性，因为它不愿意被投诉为“性别歧视”。同样，一所大学也绝不能拒绝一位成绩合格的残疾考生，否则就会被视为“残疾人歧视”。至于大众媒体，更是制订了细致的指导手册，告诉自己的记者和编辑，有些词语具有歧视性，必须避免使用，而用更委婉的说法代之。
这就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议。在自由主义思想看来，首要的原则是自由竞争，以求职而言，当然是有力者得之，如果偏袒弱势群体，只会造成效率低下，这与政府过分干涉市场竞争、沉重的公共福利一样不足取。至于媒体被一套语汇钳制，更是违背了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言论和出版自由。一个名为“政治正确的糟糕真相”的网站[iv]首页上有一幅漫画，表现了一个拟人化的“政治正确”枪杀了另一个人，其衣服上写着“第一修正案：言论和出版自由”。
所以，当部分自由主义者使用“政治正确”来形容这场社会潮流的时候，实际上是带有贬义的。自由主义者试图描绘一种“奥威尔式”的极权社会来形容政治正确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并以此攻击各种身份政治运动及其成果：在国家政策上对弱势群体的倾斜。左派只好奋起应战，捍卫各种保卫弱势群体的政策、思想和行为，包括媒体的实践。不过有意思的是，左派思想家也不甚接受这个概念，或许如理查德·费德斯坦所言，它更多被用在一种自嘲的语境中。[v]
避免偏见：英国新闻媒体中的政治正确
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政治正确性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由于历史与文化原因，英国严肃媒体在践行政治正确原则时，起初比较重视种族与性别等议题。但由于社会生活中新议题的出现和社会整体意识的变化，歧视和刻板印象的范畴也从种族、性别扩展到更多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之上。目前所涉及的议题主要包括种族、性别、宗教、年龄、文化、性取向、身心障碍以及相貌、动物权利等。
而单一议题方面，政治正确的内涵与外延、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拓展。如关于种族歧视，在1986年，英国通常采用的种族主义定义是英格兰警官联合会所作的：“任何事件，当举报者或调查官员发现伴有种族主义动机的成分时，或任何人认为存在种族主义动机时，即为种族主义事件”。而到了1999年，这一定义被马克皮森报告提出的定义取代：“任何事件，如果受害人或其他任何人认为是种族主义引起的，即为种族主义事件”。[vi]由于这一定义相当宽泛，使得执行标准相当严苛，因此很多媒体机构在涉及政治正确原则的种族等议题上只能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
英国的严肃媒体机构依据政治正确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性的保障，并通过报道行为和报道方式的规范来践行。成名媒体均通过内部成文的规章、行为准则或是写作标准指南来对编辑、记者进行规范。有的媒体如路透社甚至设立了所谓“敏感议题编辑”（Attention Editor）制度，即记者、编辑在涉及到较敏感的政治正确性题材而无法作出判断时，需在文稿上进行标注，由专门的编辑或专家来进行取舍。
从报道行为来看，主要是实行“非强调原则”，避免简单化和标签化。在新闻报道中，除非与内容密切相关，否则对于报道对象的宗教、性别、种族、文化、性取向、年龄等因素不给予强调，甚至不提及。[vii][viii]而从报道方式来，则强调中性、自然表述的原则，通过写作标准指南来作出一些具体规定，上至报道写作原则，下至具体措辞。
如英国广播公司的写作指南基于性别方面的政治正确要求，规定尽量使用集合名词、整体名词。[ix]如以“配偶”（spouse）来取代有明确性别指向的“丈夫、妻子”（husband/ wife），用“同居伙伴”（civil partner）来囊括同性恋婚姻伴侣。而路透社的写作指南则特别注明，在写作中不得使用衣着来判断被描述对象的种族与国籍。[x]
英国广播公司的写作指南还开列了一串不宜使用的词语：残废（crippled）、蒙古症/先天愚型（Mongolism/spatic）、白痴（idiot）、智力迟钝（retarded /mentally defective）。同时还规定，聋、盲、残疾都不能用来作为人物指代的特征。[xi]
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则是，英国广播公司规定不得使用“行动不便/困于轮椅”（wheel bound/confined to wheelchair）的表述，因为对残疾人来说，使用轮椅恰恰是为了“解放”人的行动能力。而头脑风暴（brainstorm）一词虽然在通常语境中指的通过讨论进行脑力激荡，但在英国英语中这个词也有思维混乱之意，因此也被列为不宜使用的单词。[xii]
“政治不正确”的案例
虽然对编辑和记者严加规范，但媒体仍有可能面临政治正确的困境。那些新闻事件的受访者可并没有媒体机构那么严格的政治正确要求，有些公众人物往往口无遮拦，毫不避讳各种犯忌词语。媒体当然无法任意删改受访对象言论，因而只得通过平衡报道、表明媒体立场与态度，以示政治正确，与“不正确者”划清界限。
2010年9月3日，英国《卫报》周末杂志上刊登了对著名歌手莫里西的专访，在专访中他称：“你看新闻上讲他们是怎么对待动物和动物福利的了吗？实在太可怕了。让人忍不住觉得，中国人简直和我们不是同一个种群。”这篇专访因为莫西里的一句话，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很明显，对讲究政治正确的主流媒体来说，这一句话虽然符合保护动物的政治正确原则，却明显地触犯了种族歧视的底纸。那么如何处理这种与媒体的基本信念冲突的采访对象言论呢？《卫报》的处理是在刊发专访全文的同时，也刊发了针对此事的新闻。专访的标题为《莫里西专访：大嘴巴又开炮了》，一方面全文照录采访对象露骨的胡说八道，同时又加上“大嘴放炮”之类不无挖苦的标题。当然，这似乎尚不足澄清媒体本身对此事的态度。于是附加的新闻标题则是《莫里西称中国人“不是同一种群”大放种族歧视厥词》。同日，还刊发了记者的评论文章，称莫里西的笑话并不可笑。三天后的读者来信栏目，刊发题为《碧眼胡儿》（Green-eyed Monster）的读者来信。
尽管采用了种种方法，但诸多英国媒体仍难免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栽跟头。2010年，香港巨富黄健华有意竞购英超联赛老牌劲旅利物浦队的消息刚刚传出，BBC体育网的相关新闻标题使用了“中国人打包带走”（Chinese Takeaway）的字样。该词原意为“中餐外卖”，是对英国大街小巷中无数中餐外卖店的称谓，在这里一语双关，虽然很有趣，却固化了对华人从事行业的刻板印象。而另外一名BBC体育事务编辑伯斯在分析利物浦竞购案时，文章标题使用了“中国人的窃窃私语”（Chinese whisper），这个词容易造成成千上万中国人偷偷耳语的景象，多少带有负面含义。此类标题一出随即接到来自BBC内外的不满与抗议的短信和网络留言。数小时后，BBC体育网迅速将这几则报道删除了。
新闻媒体的自省与自律
政治正确是西方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脉络下所产生的，蕴含着历史性和情境性。对普通社会公众来说，政治正确是一种诞生于基本社会规则之上、附加了社会运动因素的思想与行为规范。
对新闻媒体来说，秉持“政治正确”，并非出于政府或商业的压力，而首先是对社会主流舆论的顺应。其中虽然有对于失去受众的担心、对于经济效益的顾虑，但更多是出于社会责任的自省和自律。当然这也只是对严肃媒体而言，部分靠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小报小刊却恰恰会在政治正确问题上故意触碰社会底线。
当然，即使对于严肃媒体而方，政治正确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也极易被误用与滥用，比如，由于过分弱化采写对象的种族、 性别身份，往往有意无意屏蔽了特定族群受到的侵害，以及与特定社群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在具体操作中，《经济学人》杂志在其写作指南中便指出，政治正确性不能高于新闻真实性原则。[xiii]路透社写作指南则认为，过度的政治正确，等同于刻板印象。[xiv]可见，要正确地对待“政治正确”，还真是一件需要新闻媒体再三考虑的事。
[i] 郑若麟，《何为“政治正确”——一个西方政治的概念》，见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06383.html
[ii] Richard Feldstein (1997),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response from the cultural left,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4
[iii] Stuart Hall, Some ‘Politically Incorrect’ Pathways Through PC, see Sarah Dunant (1994, edited), The War of the Words: The political correctness debate, London: Virago Press, P164
[iv] http://www.politicallyincorrect.me.uk/
[v] Richard Feldstein (1997),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response from the cultural left, Minneapolis &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6
[vi] Macpherson Report (1990)
[vii] The Guardian (2007), The Guardian’s Editorial Code, P2
[viii] The Reuters (2009), The 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P9
[ix] John Allen (2003), The BBC News Styleguide, P62
[x] The Reuters (2009), The 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P520
[xi] John Allen (2003), The BBC News Styleguide, P62
[xii] John Allen (2003), The BBC News Styleguide, P63
[xiii] The Economist (2005), The Economist Style Guide
[xiv] The Reuters (2009), The Reuters Handbook of Journalism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四期
Posted by gadfly on 一月 31st, 2011 filed in 未分类Comment n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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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四期一共有11篇书评，4篇编译文章，加上其他内容，共6.7万字左右。本刊采用“创作共用协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授权方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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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期责编胡凌的手记：
“新一期的《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终于赶在年前同大家见面了。作为杂志的编辑，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是：要是大家都写不动了怎么办？尽管2个月贡献1到2 篇几千字的书评并不困难（想想人们每天发表在博客上的文字数量），但能够长期坚持下来仍然会是个热情和耐力的挑战。写好一篇书评不只是花费时间读书，还需 要集中精力思考，把书中的内容同一个更加一般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由此凸显该书的独特价值。很幸运，《报告》找到了一群喜爱读书兴趣浓厚的朋友，他们认真 的态度和高质量的评论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网络杂志不时注入新鲜的活力。读书，写作，分享思考，这本身就是《报告》存在的意义，我们的编辑用行动告诉我：我 多虑了。
本期内容包括11篇书评，4篇编译文章。
网络科学是国内互联网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更多的是物理学家在进行研究，但他们的成果对于理解像互联网这样的复杂性网络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对理解现实的治 理问题有帮助（例如网络病毒），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例如自组织临界论）。黠之大者对这一领域领军人物的作品进行了总结。Kelvin Kelly的名著《失控》刚刚推出中译本，该书也是从复杂性的角度思考互联网的特点与演进，张昕之挑选其中一部分进行了分析评价。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既便利了人们的工作生活，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问题，商业网络推手便是一例。这种新型广告/公关/营销行为不仅难于监管，更破坏了 网络空间中的信任和规范。何威对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网络推手的著作进行了讨论。实际上，由于匿名性的存在，互联网上的虚假和不实信息并不值得奇怪，这不仅 是内容本身正确与否的问题，还有传播风险被集体夸大的问题。即使对像报纸电视这样拥有专业报道人员的传统媒体而言，西方仍然在不断讨论其新闻客观性的问 题，立早的书评就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萧秋水的《微博不能改变一切》更是针对时下流行的看法提出异议，微博能否起到重大作用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并不能解决任 何问题。和这个非技术决定论相呼应的更加抽象的分析是立早的另一篇《被设计的未来》。
对数字信息技术不那么偏激的观点体现在莱文森的著作中，禾玛的短评揭示了像手机这样的新技术同时带来的便利和问题。倪敏则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角度讨论数字营 销和消费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利与弊。说白了，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只有好处而没有弊端，因为技术是人来使用的，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问题的关键始终是人而非机器 和技术。
相对应的，有两篇书评则是对某类技术持正面态度：魏武挥讨论了时下流行的云计算，牟怡介绍了持有“大众文化使我们变得更加聪明”（实际上也囊括了互联网文化）观点的论著。这更能表明，我们无法用单一的标准评判网络技术及其文化，这主要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和立场。
最后还涉及到互联网及其文化本身的演变问题。季诺的《互联网的未来：开放与控制之争》介绍了美国网络法领域的一本重要著作，分析互联网架构和终端对于创新 的关系，原初架构由于各种恶意行为的存在，很可能导致产生一个更加封闭的互联网。立早翻译的《过去和现在的文化》也试图表明，是利益群体控制了网络架构和 文化，只有反对利益操控，才能造就一个更加繁荣开放的互联网。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向我们投稿或加入编辑团队，参与到这个小集体中，一定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给关注和支持《报告》的读者朋友拜个早年！”
Homage to Orwell
Posted by gadfly on 十月 21st, 2010 filed in 人模狗样1 Comment »
寻找奥威尔的长眠之所远比找寻他在伦敦故迹困难，曾有研究奥威尔的学者写过专书一一考证过他的故居、他作品中提到的重要地点。只要按图索骥即可，更何况在英格兰这个不怎么强拆重建的地方，用个邮政编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故宅。然而，作家的长眠之所在他的传记之一也只是一笔提过，虽提及地名，看上去是个偏远的英格兰乡村，要确确实实地拜访一次，实在是要先做些案头工作。
好在奥威尔的爱好者并不鲜见，在网络上居然可以找到好几篇世界各地奥威尔作品爱好者们的朝圣之旅，不仅有文字游记还有照片。甚至有人写下了寻找奥威尔之墓的攻略：诸如从伦敦坐火车到adigon再转汽车之类。还有一名网友直接贴出了墓地在google map上的座标值：51.644047, -1.270836。根据种种资料，奥威尔之墓位于牛津郡Adigon所辖的sutton courtenay村的all saints教堂的墓地。从伦敦出发约两小时车程。
向google map输入座标，再利用地图的路线功能，可以直接查到前往sutton courtenay的公交线路。由于这是个小村，所以周一至周六只有从adigon往返的公共汽车(32路)。周日一般来说，英国的公交线路较少而运营线路则较长，所以正好有车（X2路）可以从牛津经adigon前往，从牛津过去的单程不到一个小时。
做完案头工作，准备好相机，出发前收到孙仲旭兄的来信。孙兄是奥威尔作品的主要中文译者。他特意嘱我代他向奥威尔献上一朵小花。我想如果能将孙兄的译作带到奥威尔墓前可能更有意思，可惜我手头并没有孙兄的作品，只好一一找来他所有译作的封面存在我的电子阅读器里，带到奥威尔墓地去。
一早从我所居的小城MK登长途汽车出发，虽然天气预报这会是个晴朗的秋日，可是早上八点仍是乌云密布。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到达牛津，天气没有好转
虽是周日，早上十点街上已经陆陆续续碰到不少手持相机的游人。X2汽车十分准时，不过上车的就我一名乘客，司机听说我去sutton courtenay，大约也是我一身游客打扮，十分诧异地问，去s courtenay的哪一站。All saints church，我答道。司机却是一脸茫然，Orwell’s grave,我补充了一句，司机仍是一脸疑惑，想了一会，他说，要不我把你放到村中心，你自己去找吧。在我看到的攻略里，全是热情的司机们给奥威尔迷指路的。后来想想其实也好理解，这车只有周末才去s courtenay，而来这里专程为奥威尔扫墓的人也不会太多，司机当然未必知道这些地方。
车开了三十分钟到达adigon，然后在此颇停了一阵，然后一路上偶尔有三两乘客上上下下。英国的公共汽车大多没有报站服务，虽说上车时提醒了司机大哥，让他到达s courtenay时叫上一声，还是怕坐过了站，就打开gps，见到与目标一点点正在接近，心里不是没有几分激动的。可环顾车里，只有几位打盹的老大爷老大娘，只好把这份激动又呑进肚子。
经过adigon之后，正好这里在举办马拉松比赛，本来就狭窄的车道又分去一半，车行更缓。马拉松比赛大约是为了慈善事业募款，所有参赛者不少人打扮成卡通形象，刚见个摩登原始人跑过去，想掏出相机。车戛然停下，司机大叫一声，s courtenay到了。
虽然我的gps分明显示离目标还有好大截路，不过既然司机发了话，那剩下的路就当是远足吧。
好在英国多变的海洋性气候没有辜负BBC的天气预报，云层散开，太阳出来了。沿着乡间小路漫步，其实还有是几分舒适的。按照Gps的指示，大约从汽车站走到all saints church是十七分钟。
沿路都一条双车道的小路，路边是一栋栋民居，有都铎式的，也有我认不出的风格的。
虽说司机是把我放在了村中心，可一路走来居然没有见到一家商店。
这下可糟糕了，我不仅自己想为奥威尔献上一束鲜花，也答应了孙仲旭兄，代他献花的。早上出门时MK和牛津的商店都没有开门，无法买到鲜花，这一路找不到商店如何是好。
沿路越走越宽阔，已经远远可以望见教堂。
教堂前树了一座一战纪念碑，和一块全村地图。
教学并不大，郁郁葱葱地大片绿地围绕着，颇具英格兰乡村特色。
教学的后面是一片不大的地墓园，奥威尔也就长眠于此。
因为是个周日，教堂里有人作着礼拜，可以隐约听到阵阵唱诗班的歌声。
几个正在教堂前嬉戏的十多岁的小孩见我走过来，笑眯眯地说，你是游客吧，你一定是来看奥威尔之墓的。噢，他们知道奥威尔的，他们的课本里有Animal Farm的，他们的老师讲解时一定十分自豪地向他们提及奥威尔选择了长眠在他们的故乡。
我问他们哪里可以买到鲜花，他们笑着说，来这里扫墓的人大多是把自家栽培的鲜花放在亲人的墓前，要不你就采几朵路边的野花吧。要是想买东西，得上离这里十多分钟车程的adigan，这里只有酒吧，没有商店。
果然是个典型的英格兰小镇。
教堂门前写着欢迎参观、欢迎拍照，我想大约里面或许还有些奥威尔相关的纪念品，或是奥威尔之墓的介绍、地图之外，便走去。礼拜的人散去后，教堂里便空无一人。
教堂一角的墙上有片铭牌
说明作家奥威尔，埃里克 阿瑟 布莱尔（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安眠之处距此不远。教堂里没有什么与奥威尔相关的纪念品，主要还是各种宗教宣传品，只有一张明信片上有奥威尔之墓的照片。
走出教堂，来到后面的墓园，奥威尔之墓就在一条小路边上。一位来扫墓的英国老太太见到我，也笑眯眯地问，是来为Eric扫墓的吧，你从哪里来？
我说我来自中国，她说她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来扫墓，除非是Adigan那家中餐馆老板偷偷地来过。
她告诉我，sutton courtenay古时并不是个小村，而是著名的码头。泰晤士河流经这里，而小船行至这里无法北行，货物都在这里转运。只是后面交通使得了，这里反而变得宁静了。当年奥威尔去世前嘱托好友David Astor为他寻找一片宁静的英格兰小村作为安息之处。Astor这位《观察家报》的记者选择了自己的家乡，而他自己百年之后则紧紧睡在了好友的身旁。而这里则被美国旅行家Bill Bryson称为最好的墓园，因为这里不仅仅是最典型的英格兰乡村教堂墓地，更不是因为埋葬过一位首相，而是因为奥维尔以他的原名埃里克 布莱尔永远安息在这里。然而，奥威尔有意避开尘世的纷扰，却未能逃过资本的无形之手，就是这片墓园的后面曾被一家大型制药厂用作污水处理场，污水在此经处理后排进泰晤士河。这里的村民经过多年抗争，方才将这一项目迁走，而改为住宅项目。当地村民曾经考虑过修建一所纪念奥威尔的博物馆，但最终放弃了这个计划。一则奥威尔虽然长眠于此但此地与奥威尔的一生，特别与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再则选择Sutton Courtenay安葬奥威尔，虽然是S Courtenay的光荣，但本意在于为奥威尔选择安宁平静的久居之所。不应让旅游业、纪念品来讨扰奥威尔，来讨扰这个小村。对于真正热爱奥威尔的人，最好的纪念是去阅读他的作品。
老太太和我一边聊，一边带我来到奥威尔的墓前。
墓碑十分朴素，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寒酸。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而且已有些斑驳，上面平实地写着
HERE LIES
ERIC ARTHUR BLAIR
BORN JUNE 25th 1903
Died JANUARY 21st 1950
没有墓志铭，没有生平介绍，就连那个享誉世界，影响深远的名字George Orwell，只是如此他身边的每一个普通的英格兰人一样。
老太太告诉我，墓前是村里人特意栽上的一侏英国玫瑰。她嘱咐，如果拍照一定不要忘记将这株玫瑰摄进镜头。玫瑰此时正在绽放。由于昨天刚刚下过一场秋雨，玫瑰枝头带着水珠。
我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存有孙仲旭兄译奥威尔作品封面图的电子阅读器放在奥威尔墓前。
奥威尔曾经离中国很近，曾经离中国很远。
他出生于中国的邻国印度，他也曾在中国的邻国缅甸生活，他曾在BBC远东部门工作，在他那个时代不曾是少数曾关注过中国的作家，他的《战时广播》中就多次提及中国。他与中国作家肖乾相识，而叶君健也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相识。然而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是陌生的，虽然我们曾经有过big brother；；有过Goldstein；我们的邻居或许就是Parsons，我们的同事或许就是Syme；我们曾经有过Hate Week，我们曾经使用过Memory Hole；我们曾经参加过Anti-Sex-League；我们甚至说过newspeak，犯下过thinkcrime；我们见过比奥威尔的描述更真实的Miniture, Room101. 我们当然也曾见过Old Major, Napoleon,snowball, Squealer,Boxer，知道什么叫more equal than others.奥威尔当然不知道我们这一切，他不知道1984过去了一年，《1984》的简体中文版还是只供inner party阅读。而正是由于董乐山、孙仲旭等译者的努力，奥威尔的文字与思想才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熟悉。他曾经希望他的读者因为阅读他的《1984》，而避免里面的情节成为现实，那么他是否知道，他的中国读者会因《1984》而唤起历史，认识现实？
所以我代孙仲旭献上的小花署名 Translator of your works，而我那朵则署上了Doulbeplus ungood Crimethinker from Eastasia.
秋日，与奥威尔的约会
Posted by gadfly on 十月 12th, 2010 filed in 人模狗样2 Comments »
奥威尔是我最喜欢的作家，虽说吃过鸡蛋未必需要去见见母鸡，且吾生也晚也，难得一睹奥翁真容。不过英帝不兴强拆旧城开发，虽说时过五十载，但真不一定就境迁了。
到英国几年一直想着有机会来上一遭奥威尔故地游，却因种种俗务，一直不能如愿。正巧，时前在amazon上挖出本Orwell’s London，正好方便按图索骥，在网上一查，还早有先行者作过这类朝圣之旅。于是花了几天，先是图上作业，整了份奥威尔@伦敦的地图。
这个周日秋高气爽，索性背着相机，买上张一日往返票，打开GPS，出发了。
第一站是，位于highbury islington地铁站附近的Canonbury Square的27b。大约这时奥威尔健康已经恶化，因此选择的住址离地铁非常近，步行仅几分种就可以到达。同时由于伦敦基本保留原有的地址系统，因此找起来并不麻烦。
这也是奥威尔在伦敦居住过的地点里唯一由官方认证的奥翁故居，贴有政府统一制作的铭牌。
奥威尔于1944年搬入此处，他先是和妻子爱琳同住于此，爱琳去世后，他与房东、他的妹妹同住于此。当时的房租是一年一百英镑。
房子正对着一座小花园
Animal Farm出版于1945年，而写作于1944年，因此颇有可能正在在这橦房间写写作的，说不定正是在这座花园里构思的。
不知这只小松鼠的祖先是否见过奥威尔呢？
离开highbury islington，原本有overground通过Hampstead Heath，奥威尔三十年代的主要居住地。但恰好周末overground维修，只得坐地铁绕到最近的一个地铁站Belsize Park。
从Belsize Park走到，South End Green并不太远，可问题这时出现了，由于受到我收集到的过时资料的影响，我一开始无法找到目标地点：Booklover’s Corner。奥威尔曾在他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的岁月结束之际，曾在这家书店做过店员。他一开始住在书店的楼上，而他的《让叶兰飞起来》正在写作于此处。根据我所查到的资料，这个地方1984年后被改为酒吧，然后又被改为披萨店。而现在它又改成了一家餐厅，与我所找的资料图大相径庭，差点与之失之交臂。好在最后反复查验图片、GPS信息，最终确定为下图所示地点。
不过也因祸得福，正在我为寻找这个”披萨店“大费周章之时，无意中发现街心有个小花园，花园中间是个纪念某政治人物的纪念碑，而碑的四周刻下了几段名人名言，其中一段正是
旁边还有几段其他作家的名言，我可以认出的济慈，开始还想怎么会无端这里有段济慈的名言，没想到这又引出个番外篇来。
按照事先查好的资料得知，奥威尔从书店搬出后，搬到了离此外不远的Parliament hill 77号，按记载他住在这栋两层小楼的下面一层，楼上住的是个美国人。
房屋前同时挂了块铭牌，但不是由伦敦市政治制作的那种蓝色标牌，而是由当地的历史保护组织自行订做的。奥威尔其实在这里住的时间不长，仅于1935年2月住到8月。
这栋房子正好在通往Hampstead Heath山的小路边上，这也是伦敦的一个景点，来来往往的游人不少，不过驻足参观奥氏故居的并不多。
沿来路返回汽车站时突然发现一个路标指向Keats House，猛然想起刚才还见到了济大诗人的名言，原来他真的也曾寓居于此。一路顺着路标，很容易找到廊诗人故居。
诗人正是在这里诗兴大发，吟出了《夜莺颂》等名篇。可惜的是这里只有每天下午才开放，我考察奥翁时间有限，实在没空等到开放。只好远远拍上张照片 以资纪念。
从Hampstead heat有公汽到morrington crescent，车站旁边就是下一处与奥翁有关的地点
奥翁去世后就是由这家公司承办了他的葬礼。
葬礼是在这家教堂举行的，不过奥威尔的坟墓不在这里，按他的遗嘱，他被葬在一个偏僻的小乡村。
1940年到1941年，奥威尔和爱琳曾住在这条街上：
不过不知道，他们是否知道世界上第一台宾利汽车就诞生他们住地这条街（Chagford St.），或许这条街带给他们的回忆更多是德国飞机的空袭。当时他们住在顶楼上，每一天其实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而他们另一处的住址就是毁于战火之中。这条街旁边的一条街上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隐形眼镜，再往前走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约克街。不仅科幻小说家威尔斯曾在这里工作过，大侦探福尔摩斯的“故居”也座落于此。
1941年，奥威尔从chagford搬到了Langford Court，也就是这栋房子。当时这里主要居住的是移民和流亡者。
二战期间，他曾在住处附近的一条街上参加过民兵训练，也就是这条街尽头的那栋黄白相间的房子。
有趣的是，这条街的另一个是二战时著名歌星Pears的故居，不过传记上并没有记载国，她与奥威尔有什么来往。当然，她当然已是声名鹊起，而奥威尔还只是默默无名的小记者、小作家吧。
关于一起在英华人被杀案的英国媒体报道
Posted by gadfly on 十月 6th, 2010 filed in cmcaComment now »
前几天，我曾在微博上感叹，在英华人陈财官被杀案几乎没有英国报章报道。陈财官原为福建福清渔民，后偷渡到英国，并卷入大麻种植，2009年被一华人犯罪团伙杀害，并抛尸到水道之中。此案历经诸多艰难在现场证据被破坏的情况，通过中国警方协助告破。在杀人案发案不高的英国，通常这类情节曲折，场面血腥的新闻往往成为小报社会新闻的关注热点，在全国小报和地方报纸的第三版上，许多新闻事实远不如此事的无聊新闻都常能博得连续多日的报道版面，有时还有严肃大报参与分析新闻背景。然而这一案件关注度如此之低让我大为吃惊。在当地警方几乎向所有报章提供了详细的背景资料之后，几乎没有全国性报章进行报道，而在报道此事的几家媒体，均迟至9月30，10月1日才报道，而且其处理手法也让耐人寻味。
Sky News的报道题为《华人帮会分子因农场谋杀坐牢》，在标题中没有说明受害人是华人，反而强调了凶手是华人，并与帮会之类的词联系在一起。由于在针对英国华人的stereotype之一就往往包含暗示华人与黑社会有联系，因此Sky News这一处理虽然并没有歪曲事实，但实则对英国华人的整体形像伤害甚大。
BBC在英国地方新闻中的报道题为《大麻农场争吵导致谋杀》，报道相当简单，仅寥寥数语，标题模糊了华人背景，虽然不像Sky News那些露骨地表达对华人形像的丑化，但也完全屏蔽了对华人受害者信息的报道。
相比之下，反倒是地方性的媒体的处理，信息更为完整。
事发当地约克的地方报纸York Press的报道题为《大麻种植者因杀害华人陈财官坐牢》，标题按英国犯罪新闻报道惯例点出受害人姓名，也表明了他的华人身份，同时避免了凶人的华人身份。
另一家当地地方报纸The Northern Echo的报道题为《谋杀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关》，而地方报纸Yorkshire Post的报道则题为《原本是渔民 残忍被杀死》在标题上都是强调事件而非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警方提供的新闻背景资料中，有一段警方的声明，共中特意强调了两点，1.警方办案不会因受害人身份而有所不同。2.此案破获得到了中国警方的跨国支持。虽然这不免警方自我表扬之嫌，也是警方确保“政治正确”的措辞，但毕竟在此案背景之中都是可具备一定新闻性的内容。然而仅The Northern Echo引述了声明前面一点。
曾有华人社团与英国研究者作过调查，提出英国华人被隐没在公众视线之外。那个研究主要是从华人的主观感受着手。也有知名的媒体研究学者，如Colin Sparks曾作过英国媒体对中国报道的研究。但对英国媒体上的本地华人报道研究几乎付之厥如。华人在英国社会里人数众多，但影响却微不足道，与其对社会的实际贡献完全不能同日而语。英文媒体对华人的选择性（甚至是无需选择的全面性）失明，到底英文媒体的悲哀，还是英国华人的悲哀，抑或是媒体研究学者的悲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