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身性新闻: 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

Posted by gadfly on 三月 4th, 2012 filed in 信口开河

提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在美国兴起的将质性研究引入新闻业务的新趋势,并以民族志新闻为个案,探讨了质性研究特别是民族志等方法引入新闻实务,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价值的挑战,以及反身性概念对于当下新闻业界的深远意义。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new tendency of applying qualitative methods in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hallenge brought by qualitative methods especially ethnography, to the traditional news production, news valu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reflexivity”   to the news institution.

关键词:民族志新闻、质性研究方法、反身性

Keyword: ethnographic journalism, qualitative methods, reflexivity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实务

无论是新闻从业者还是新闻学术研究而言,想要完整而准确地描绘当今的新闻业态已非易事。公民新闻的异军突起、社交媒体横扫千军,种种变化动摇了原来的新闻疆界,改变了原有的新闻形态。这种种变化,有的来自于技术上的变革,也有则是社会变迁的产物。这若许变化同时也在呼唤着新闻生产实践上的变革与发展。

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践无疑是应对新闻行业变化的积极尝试之一,这种尝试实际上早在1970年代便已出现。1966-1967年,美国记者菲利浦·梅耶因获得尼曼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社会科学研究,1967年他运用这些方法为《底特律自由报》采写了关于当地骚乱的报道,在这次实践之后,他写以及一批同行在美国北达克它州开始课程讲授这一方向。此后,1973年,菲利浦 梅耶写作了《精准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一书,就试图将量化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践,1991年,梅耶再版的《新精准新闻》几乎重写了原书的百分之九十内容。在梅耶的理论建构中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次级分析(Second hand Data Analysis)以及调查(Survey)等方法被运用于新闻资料收集,将记者从被动者变为主动收集资料,挖掘被隐藏真相,面对新闻议题进行分析。然而遗憾的是,在梅耶那里,“科学”的新闻获取方向只包括了社会科学中基于实证主义立场的量化研究方法,而对社会科学经验性研究中的另一重要分支:质性研究方法完全忽略。质性研究方法在媒体与传播研究等领域大放光彩,特别是在受众研究领域攻城掠地,然而在新闻实践领域却可谓是姗姗来迟。

作为社会科学的特别是重要研究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于十九世纪进入了学者们,主要是人类学学者们的视野。从其词源来说,ethno的希腊语根中指人,graph则有纪录之意。所以国内人类学者将其译作民族志,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其人种志,但后者一则 易造成对概念的混淆,也易产生不适当的解释,再则民族志一词已有通 译并流之有年,不便变译。最著名的早期现代民族志源自马林诺夫斯基,他在西太平洋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因故逗留而与当地土著共同生活数年之久。以其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范式正式亮相。

几乎与此同时,在社会学领域,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就大力倡导“参与式观察”,与人类学者交相呼应。别有意味的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践行者,如帕克等人,曾经有过新闻记者的从业经验,在他们从事参与观察等社会学研究中往往援引着自己的新闻经验。然而随着社会科学与新闻实务沿着各自的轨道发展,两者渐行渐远。有趣的是,在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却如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但凡论及访谈无不会与新闻采访撇清干系,但凡谈到民族志书写也必然与新闻写作划清界限。

如有学者认为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但基于研究者的思想深度、研究时间跨度与自我批评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Brewer 2000)。当然后现代思潮出现后,也有主张认为要模糊民族志与包括新闻写作在内的再现性叙述的界限。(Seale 1999; Brewer 2000) 社会科学方法论学者们对于新闻写作多么爱恨交织感情复杂,也恰巧说明新闻与民族志之间的确藕断丝连。

有趣的是,人类学者乔治·佩雷克早已经认识到新闻业与人类学的共通之处,并提出了随着两者学科的发展,人类学研究方法可以对新闻实务做出有益的补充,从而实现超日常的人类学(Morley 2006)。

民族志从新闻研究到新闻实务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以David Morley, Ien Ang, Ann Gray, James Lul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纷纷将民族志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进行受众分析,确立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的学术传统,将民族志引入文化研究特别是媒体研究领域。Ann Gray更是直言不讳,包括媒体研究在内的文化研究的其主要方法就是民族志。(Gray 2003) 特别是2000年以来,媒体人类学在西方学界再度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学术兴趣,民族志方法在媒体研究领域内大放异彩(Bird 2010),然而相比之下,在新闻实践与新闻实务研究之中包括民族志在内的质性方法仍是姗姗来迟。面对社会科学界的一腔热情,新闻研究学者与新闻实务工作者似乎并不领情。

这一局面在近年开始有所改观。2001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的全国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将民族志方法引入新闻的可能(Cramer and McDevitt 2001)。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抱有兴趣的新闻记者和与会社会科学学者开始对话,探讨质性研究方法进入新闻实务的可能。2004年,多篇从不同角度探讨质性研究方法与新闻实务的文章结集出版(Iorio 2004),其中有学者正式地提出了民族志新闻(Ethnographic Journalism)的概念(Cramer and McDevitt 2004)。几乎与此同时,媒体人类学者Elizabeth Bird在一篇名为《作为民族志者的记者》的论文中,Bird提出记者同时也可以和为民族工作者。2007年美国北达科它大学博士Valica Boudry以民族志新闻(Ethnojournalism)为题探讨混合民族志与新闻以创造出文化多样性的新闻情境(Boudry 2007)。虽然在术语的表述上,Bourdry与Cramer等人有所差异,他并没有将民族志与新闻并列成为一个词组,而是造出了一个包括民族志词根的新词,但其内涵外延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还有学者使用了维度新闻(Dimension Journalism)表述类似的新闻观(Howard 2007)。近年来,还有学者开始走出纯理论或方法论探讨,力图以记者Leon Dash,Ted Conover等人的新闻作品为便讨论所谓民族志文学式新闻(Ethnographic Literary Journalism)。在2010年新近出版的The Anthropology of News and Journalism一书编者Bird更是大力鼓吹民族志新闻(Bird 2010)。这批学者有的是基于已有的美国记者的新闻作品,特别具有明显民族志特色的新闻作品所做出的理论总结(Hearn and Bronner 2002; Swasey 2009),也有的学者是在对记者或是新闻行业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特意向记者引介或推荐了民族志这一独特的研究方法以及背后的方法论哲学,而记者在实践操作中对此加以认可(Cramer and McDevitt 2001; Cramer and McDevitt 2004; Boudry 2007)。

实际上早在1997年,便有美国记者提出了与民族志新闻关系颇为接近的亲近性新闻(Intimate Journalism)的概念。记者Walt Harrington在其所编曲著的Intimate Journalism: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一书中提出要“描绘与唤起人们对于如何生活以及他们的价值观”。(Harrington 1997)在亲近新闻的操作上要“从 一个或多个主体的角度来写作故事;收集真实生活对话、收集内部对话,如主体思考、梦想、想象或忧虑什么,收集关于人和地的物理细节;暂时地深入到主体的生活之中。”(Harrington 1997)

对于亲近性新闻,中文学界已有不少引介(蒋荣辉 2001; 吴飞,卢艳 2007),此处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亲近性新闻与民族志新闻联系密切(Ellis 2005),甚至在不少民族志新闻的论述中也会援引Harrington本人的一些观点,但也要看到两者也确有所区别。从学理与渊源上来说,亲近新闻上承新新闻主义,虽然对新新闻主义的小说式笔法多有突破与发展,但仍不脱文学式新闻窠臼。而民族志新闻虽然也有少数论者将其放入文学式新闻的序列之中,但更多学者则强调的是其对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质性方法的引入,及其背后的认识论、主体论与方法论原则。其次,亲近性新闻打出的平民性、理性介入、日常生活的大旗与民族志新闻的多有相通之处,但也应看到,在亲近性新闻的表述中对于记者主体性鲜有反身性(reflectivity)这一民族志方法论的核心概念。

民族志新闻对传统新闻实务的反思

在民族志新闻的倡导者看来,所谓民族志新闻的操作其实就是一次民族志历程,记者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就是民族志工作者。即记者要进入某个文化或亚文化社区,并在此社区内,此文化/亚文化之中长期生活,以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浸润其中。虽然传统新闻学之中也有各类的深度报道,但无论在新闻选择、与消息源的关系、观察与采访技巧、叙述者角度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如传统的深度报道着眼于不寻常(unusual),即使是亲近性新闻也只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Seeking the Extraordinary in the Ordinary)(Harrington 1997),而民族志新闻则强调的是社区或文化群体的仪式或是日常生活实践中发现隐藏的意义(Hidden Meanings)。传统的深度报道更多的是演绎式的,而民族志新闻则更多的是归纳式的。传统的深度报道以记者的角度加以叙述,而民族志新闻则是以所在的群体自己发声。传统的深度报道追求平衡原则,而民族志新闻则重在本真(authenticity)(Cramer and McDevitt 2004)。换而言之,民族志新闻的基本操作遵行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的学术规范,强调写作者、采访者自我的反身性,以观察者或是参与者的身份进入田野,以参与观察、非结构的深度访谈等方式进入所报道的环境之中,体验与理解在此环境中的被报道者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看来,民族志新闻关注的更多的是常规或是传统新闻学操作中被认为没有什么新闻性的日常生活。换而言之,民族志新闻有利于描绘被传统新闻实践从体制中边缘化的群体及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志新闻在新的条件之下,避免了对传统调查报导的不足。由于民族志新闻需要一定的专业训练过程,所以在回应新媒体技术对新闻实务的挑战之上,凸现了新闻从业者不同于公民新闻生产者的专业价值所在。

同时从传播政治经济视角看来,现有的新闻机构从其固有的政治经济结构而言,忽略了社会大众的需求。媒体更是处于政治管控与市场需求的夹缝之中,难以完全承担起公众服务的功能。而议程设置、把关人等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也证实了传播机构在新闻议题操作上的选择性。要想获取对于社会的真实而完整的景象,不仅仅需要对新闻机构及其北后体制的批判认识,在实践上更需要新闻实务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以期对社会做出更为全面而准确的深描。

更重要的是,将民族志将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务,不仅仅是新闻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在于它对于传统新闻价值“民族志报道挑战了记者们对于客观、中立和平衡的理解,但是它应当是唤起记者们的专业责任,明晰而非模糊对于日常生活的描绘。事实上,对于新闻中采用民族志适用性的严肃思考会让人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需要重新思考报道者与消息源的关系。”(Christians 2004)

民族志新闻挑战了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客观性”。作 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民族志,早有来自后实证主义立场对于中立客观之类的观念加以质疑。而在新闻学领域之中,“为了保护客观性,记者急于与他们的书写对象保护社会与情感的距离。从认识论角度来说,起码事实-价值的两分法是有问题的。就民族志而言,记者要反思这种疏离原则,特别是当记者们要使用民族志方法,以被无视或被新闻成见描绘的人群的角度法亲近细节。”(Christians 2004)换而言之 ,在民族志新闻写作中,对客观的追求已被对“阐释充分”(Interpretive sufficiency)所取代。实际上,在新闻实践与新闻理论探讨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客观性概念的局限性,实际上在即使在西方的新闻学教材 或是记者的新闻实践中,人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更为现实的目标,诸如中立、平衡、准确、公平(Durham 1998)。

其次,民族志新闻挑战了新闻专业主义。如果从一个更批判角度思考,新闻业界所信奉的专业主义、职业操守,以至于新闻选择判断的标准,其实正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一种规训:从理论与实践上,将那些被假定为没有新闻价值的社会事件排除在新闻业的视野之外。新闻生产也成为一项充满技艺,而具有一定的专业门槛。而这种技艺本身、及其它背后专业主义的价值标准实际上已经走向了其固有的“工具理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地描绘社会,而另一方面又要遵循特定的标准,摒弃所谓没有新闻性的社会事件。而民族志新闻的操作方式正是着眼于那些仿佛看起来没有新闻性、没有戏剧性冲突的平常的平凡琐事。而不少民族志新闻践行者的实践证实,以这种方法进行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其实并不会枯燥无味,相反还会因其与众不同的视角、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深入的内容获得读者的认同。

当然,提倡民族志新闻并不是让记者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强调记者或者要报道群体的主观述说。民族志新闻相对传统的新闻操作,一个重大优势就在于,由于民族志本身所有的特性,它所描绘是某个群体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这个群体往往是被社会所边缘化的,当然往往也难入新闻媒体的法眼。因为这些边缘化群体的生活似乎是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没有所谓传统的新闻性。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志本身具有自然主义(naturalism)、整体主义(holism),而民族志新闻 特有的反身性(reflexivity)则避免了其工作中的过分主观因素。

所谓自然主义是指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都在在自然状态下所进行的,在从事民族志的过程上,它 不能剥离它所要进入的群体所在的特定情境。采取的接近研究对象的方式不仅仅是亲近,而是深入其中,成为其中一员。而整体主义则要求,民族志从事者应当从整体上了解研究群体的文化以及生活方式,而不仅仅 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方面着手。这两个特点也较易与传统新闻学立场沟通。而反身性这一特点则是民族志新闻所独有的,甚至可以说民族志新闻就是反身性新闻。

反身性,也有人译作反思性,是一个从哲学进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 反思性是指研究者对他的研究所处的整个环境以及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的必然性的明确意识。如果从实证主义的科学要求来说, 研究者既然意识到了对于研究的这种人为的影响, 就要努力克服它对结论的客观性的干扰, 以达到最终科学的认识。反思人类学的知识创新却是另一个思路: 既然研究者的背景和研究活动发生的环境必然要以各种形式出现(包含) 在研究中, 那反过来把原来被作为干扰因素要排除而实际上只是悬置起来的‘影响’写出来, 是否也是一种知识或认识呢? 这种新思路的探索被证明是富于创见的。民族志原本生产关于对象的知识, 反思性使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客观性、独立性、权威性受到了限制, 却意外地增加了获得关于研究者的背景(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 的知识的机会。反思的多种视角则让这种机会从多方面得以实现, 这种由彼及此、由远及近的思想范式也就在实际研究中衍生出众多的方案(高丙中 2005)。民族志一开始是强调写实性,而在七十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强调反身性,强调书写者对自己角度的批判性认识,而这一观点日益成为民族志的主流。而对于民族志新闻而言,一方面由于记者放弃了传统新闻学中的采访者的身份,从操作中另易与被报道群体沟通,比较方便从被报道群体的角度与立场来看待问题;另一方面,记者正是由于放弃“记者”的身份,褪去了职业的光环,实质上也摒弃了传统新闻学中,记者与受访者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这是在一个层面上对传统新闻学、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和传统记者身份及其报道角度的反思。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志新闻的实践中,民族志的操作规范要求,从事民族志者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与立场,不断地跳出固有的身份和角度,其信息获取、资料获得正是在这种貌似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充实。再者,由于民族志新闻挑战了了新闻客观性这一概念合法性,代之以阐释充分,因此在其实践过程中也要求从事民族志者在阐释事实时清醒认识所持的特定角 度、立场与身份,从而避免“盲人摸象”。

虽然目前,在中国的新闻生产语境之中尚无特别典型的民族志新闻出现,但民族志新闻观念的引进对于中 国的新闻工作者的大有裨益。近年来,中国新闻业及其新闻实践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新闻工作者,特别是调查记者甚至已经进入了国际学术的视野(de Burgh 2003; Tong and Spark 2009; Bandurski and Hala 2010; Tong 2011),然而随着调查新闻在中国的勃兴,各种问题也开始显现,特别是在记者在调查过程中的方式方法,以及参与程度、身份认同,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民族志新闻的观念无疑可以成为中国调查新闻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很好突破口。此外,中国新闻业素有战线记者的传统,一个记者长期对某个特定的行业、特别的领域和特别的部门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深入的了解,如果此类记者能够将已有的业务积累结合民族志新闻方式,不仅将是对中国新闻学的探索,甚至可期经典新闻作品的出现,可以成为中国新闻工作者对于世界新闻学的贡献。

当然,从事民族志新闻也有相当的局限性,而不少局限性在中国语境之下显得更为突出。如进行民族志往往费时费力,由于所需时间周期较长,从新闻生产成本来说,会大大增加新闻机构的投入。特别在现行的新闻生产制度之下,民族志新闻这种费时耗力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方式恐怕难以容身。虽然表面看起来,民族志新闻的观念与方法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但其实对于新闻记者自身的素质要求也不低,特别是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才能在反身性时时地体现在自己的新闻工作之中。此外,民族志新闻是诸多将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务的尝试之一,虽然它是质性研究方法中最典型的一种,其实将各种社会科学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实务的空间还相当大。简要来说,如焦点组方法、深度访谈就可引入并丰富传统的新闻采访、话语分析也可以用于对新闻报道的各种文本材料的深度分析与挖掘之中。当然也需要看到,作为对传统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价值观念甚至新闻机构的一种挑战,在西方主流新闻界,它的影响仍相当有限。短时间内,它在新闻业界仍处于妾身未明的状态。仅凭一种新的报道方式恐怕也难以抗衡资本的逻辑,切不说改变新闻机构自身政治经济结构对于社会特定团体的忽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基于“客观性”标准的新闻报道仍将占据主流地位。民族志新闻很有可能只是试图突破客观性霸权这个风车巨人的唐吉诃德。尽管在西方主流新闻学业界,民族志新闻的前景尚难预料,但包括民族志在内的质性方法的引入新闻实务已成为新闻业界求新求变不容忽视的方向之一。即使民族志新闻的兴起与讨论在西方主流新闻界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对反身性的强调也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本文简要地介绍了民族志新闻及其研究在西方世界近几年的发展,希望为打破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理论研究与新闻实务的蕃篱提出新的思路,构建起新闻学界与业界沟通互动的新可能。要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新闻实务的结合,还需要来自新闻研究者与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仍需要多种尝试甚至失败,但其前景是可以值得憧憬的。

参考文献

[1]Bandurski, D. and M. Hala (2010).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Eight Cases in Chinese Watchdog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Bird, S. E. (2010) the anthropology of news & journalism: global perspectiv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3]Boudry, V. (2007) Ethnojournalism: A Hybrid Model of Ethnography and Journalism to Create Culturally Diverse News Content. Grand Forks,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Doctor of Philosophy.

[4]Brewer, J. (2000). Ethnography.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5]Christians, C. G. (2004). The Changing News Paradigm: From Objectivity to Interpretive Sufficiency.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Taking it to the Streets. S. H. Iorio,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 41-58.

[6]Cramer, J. and M. McDevitt (2001). Ethnography in Journalism: Laughable Premise Narrative of Empowerment?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onvention.

[7]Cramer, J. and M. McDevitt (2004). Ethnographic Journalis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Taking it to the Streets S. H. Iorio,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27-144.

[8]de Burgh, H. (2003). “Kings without crowns? The re-emergence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25): 801.

[9]Durham, M. G. (1998). “On the relevance of standpoint epistemology to th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The case for “strong objectivity”.” Communication Theory (82): 117-140.

[10]Ellis, C. S. (2005). “The Ethnographic I and Intimate Journalism” Asia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175-182.

[11]Gray, A. (2003). Research Practice for Cultural Studies: ethnographic methods and lived cultures. London, Sage.

[12]Harrington, W. (1997). Intimate journalism : the art and craft of reporting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3]Hearn, L. and S. J. Bronner (2002). Lafcadio Hearn’s America: ethnographic sketches and editorials,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4]Howard, C. A. (2007). Dimensional journalism as a process for understand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cognitive inquiry, Union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15]Iorio, S. H. (2004).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journalism: taking it to the street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6]Morley, D. (2006). Media,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The Geography of the New, Routhledge.

[17]Seale, C. (1999). The Qualit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Sage.

[18]Swasey, C. L. (2009). Ethnographic literary journalis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Dept. of Communications. Master.

[19]Tong, J. (2011).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Journalism, Power, and Society.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Tong, J. and C. Spark (2009).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today.” Journalism Studies 10(3): 337-352.

[21]高丙中 (2005). “人类学反思性民族志研究:一种范式的六种尝试.” 思想战线(5).

[22]蒋荣辉 (2001). “美国新闻报道的平民化趋势--对亲近性新闻的解读.” 国际新闻界 1.

[23]吴飞,卢艳 (2007). ““亲近性新闻”:公民化转型中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新闻记者 11.

(章戈浩 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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