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介教育的学术地形图

Posted by gadfly on 七月 16th, 2012 filed in 信口开河

近些年来,在英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不断增长,一些最吸引中国留学生的高校如帝国理工学院、南安普顿大学、华威大学、拉夫堡大学等,在读中国留学生比例均超过 了5%。除最受欢迎的理工、经济和金融专业之外,与媒介有关的专业也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选择之一。英国的媒介产业发达,媒介历教育史悠久、独具特色,同时,这个专业相对来说入学门槛较低,成为中国留学生首选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英国大学也是中国媒介研究学界的重要参考对象。随着双方交流日益频繁,英国媒介教育的部分专业、学制、教学方法等被逐步引入。然而,中国学界对于英国媒介研究和媒介教育的特殊性仍存在一些普遍的误读和忽视,由此也造成了一系列争论。例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等同于美国的传播学,是同一学术领域的两 个名字,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研究是批判式的,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是行政管理式的,两者水火不容。再比如,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 是新闻职业培训的高端延伸;也有人认为,英国的媒介教育是纯粹理论性、批判性的,与媒介实践相去甚远。这些观点往往从当前的本土框架出发,忽略了一个学术 领域和教育领域发展所依存的特殊历史与社会情境,未免对英国媒介研究与媒介教育做出了简单化的判断。

实际上,欲描绘英国媒介教育的学术地形图,必须对这个国家的整体思想状况与社会状况进入深度理解。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历史进行浮光掠影的描绘,望能述其大概。简言之,英国媒介教育与其 整体思想和教育状况紧密契合,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工业文明和社会激进革命、自由主义和社会公共服务、殖民主义传统和多元文化社会的矛盾进程中,呈现出一 种多重建构的结果;与美国为代表的媒介学术传统不同,它的新闻学长期处于半缺席的状态,文化研究成为主导性思想潮流,学术界限较为模糊,批判理论和成人教 育成为特色。

一个学术领域的命名

如果说,在中国大学中常见的“传播学” (Communication Science或Communication Studies)这一术语主要来自于美国式的学术界定,那么英国大学里更常 见的是“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这一称谓。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策略。“媒介研究”与我们通常所见的传播学有所关联,实际上却是建立在 不同基础上的另一种知识体系。在英语中,“传播”是个广义的词汇,用以指代各类象征性转换。在英国大学的学术话语中,它主要与语言学研究和人际传播研究相 关,相关研究的主要传统来自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与之对应,媒体研究是对以某种形式借助媒介开展的人类传播活动进行研究。它侧重研究的是电影、电视、广 播、电脑等为核心的传播活动。因此,在美国大学的传播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言语传播、修辞研究,极少出现在英国大学的媒介研究传统之中。

在英国社会的普遍认识中,媒体属于大众文化,与文学为代表的高雅文化泾渭分明。因此,传统的学术体系之中往往会轻视媒体,把电视、音乐、电影当作消遣,而 并不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或教育的分内之事。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至今都没有媒介研究这一专业,由此可见一斑。在创建初期,媒介研究与传统学科的关系一直 不洽,直至今日仍是如此。这是当前媒体研究状况的重要一面。

英国传统的历史建构

1919年至1939年期间,伦敦大学曾开设过新闻学的培训,但由于二战的原因,早期的新闻学高等教育无疾而终。直至1960年前后,正规的涉及新闻、传播与媒介的高等教育才重新展开。当时也恰是英国高等教育蓬勃发育的新高峰。

之前,英国的大学体系规模很小,极其精英化,大学呈现出两极分化,一极是屈指可数的传统大学如剑桥和牛津等,另一极则是一系列城市大学,最早于19世纪 在伦敦出现,随后兴起于其他的大型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里兹、利物浦等。此外,英国大学教育还出现了较低一级,被称为技术学院,它们是由地方政府出资的教 育机构,主要颁发职业证书。

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状况被改变了。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剑桥、牛津依然作为旗帜高高飘扬。与此同 时,一方面政府大规模新建了相当数量的大学;另一方面,技术学院以传统大学为模板,开始设置各类学位课程。英国式的媒体研究和媒体教育,正是在这个年代作 为一个严肃的学科应运而生的。它最开始并不是出现在剑桥、牛津等全国性大学,而是出现在地方大学;并不是出现在传统大学,而是出现在技术学院。这多少反映 了这个新学科在当时学术体制中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非传统学科建制的,是跨学科的,很难将它纳入基于单一学科建立起来的传统大学的系科划分体系, 很难给媒体研究找个安身之所。然而这也为媒体研究带来了独特的风格与特色。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金字塔顶端的传统大学并没有给媒体研究一席之地,因此,地方大学成为了媒体研究的桥头堡。20世纪60年代,在传统的大学中只有三个为媒体研究设立了科系、提供了容身之所,而它们是地方大学:里兹大学、莱斯特大学和伯明翰大学。

媒体研究的历史流变

在里兹大学,麦奎因开创了在政治传播中媒体作用的研究,并创建了电视研究中心。在莱斯特大学则创办了传播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主要由来自社会学、人类学、 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构成,更关注为机构与工业实体的媒体组织;他们更关心媒体机构的内部,并以媒体生产的民族志研究为主要研究手段,其核心的议 题是记者如何工作,到底什么是新闻,电视剧如何构成象征。最后一个地方,则是赫赫有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由霍加特创建、并由霍尔 发扬光大的这个中心,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传统。这个中心的大部分学者拥有文学背景,他们既关心文本中蕴涵的意义,也关心社会团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当今学术界 不少独当一面的媒体研究学者都来自于此。有趣的是,这三个机构都只有研究生课程。
里兹大学的电视研究中心、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以及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均更具人文学科导向、偏重学术研究而非实务训练。如果说它们在 20世纪60年代的创立是英国媒体研究的第一波,那么,这个学科的第二波则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与教授媒体本科课程有关,与所谓的技术学院有关。以 新闻实务为主并授予本科学位的新闻科系是1971年在威尔士的卡迪夫大学开设的。而最早的媒体研究本科学位教育则出现在中伦敦技术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威斯 敏斯特大学。这些大学也被称做新大学,虽然早就存在,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得到发展。媒体研究拓展的第三波出现在20世纪末,由于媒介产业的蓬勃兴 起,媒介教育获得重视,几乎所有英国大学都开设了相关的专业。

缺席的新闻学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历史上来看,新闻学在英国的学科体系之中长期缺席,而新闻教育更 多的是采取一种所谓“学徒制”的方式进行传承。虽然自由主义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多半都是在资本主义早期最重要的阵地英国发展起来的,但在英国的大学体 系之中,新闻学一直没有容身之所。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英国的传播与媒体实务教育虽然有一些先期性的工作,但是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进程后,新闻教育并没有 获得长足的进步,而长期以来,新闻职业培训是以非学位教育的形式存在的。

英国拥有BBC、《泰晤士报》这样一系列重量级的媒体机构, 是造成新闻学在学术界长期缺席的原因之一。这些大型媒体机构自身就有完备的内部培训机制,所以也没有必要接收学院体系里的新闻学子,而更倾向于招募有更广 泛学科背景者,在机构内部进行必要的技能培训就可以上岗。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记者,要么获得一个其他专业的学位,如英语、政治、历史等,然后想方设法在英国 广播公司或是知名报社找到一份工作;要么在地方性媒体打拼然后逐步提升到全国性媒体工作。但近些年来,情况也开始发生改变,美国传播学的传统和注重实践的 新闻学课程也开始陆续出现在英国校园。

批判理论的现实关怀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英国媒介教育 中的成人教育。这个特色主要是来自于英国式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思想。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起 来的这个潮流,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间蔓延到全球知识领域,成为媒体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对话的重要阵地。虽然这个中心的后身——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系 ——于2002年被校方撤销,但是其形成的研究潮流却不仅在金史密斯学院等地继续发扬光大,而且拓展至纽约、悉尼、香港、上海,遍及世界各地。

有意思的是,该研究潮流的早期重要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等人,都曾涉足成人教育,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素养 教育的一部分加以贯彻,而同时也使得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思想的实践。斯图亚特·霍尔在离开伯明翰大学后,专门任职英国开放大学的教授,而这是一所致力于成 人教育的高校。1977年10月,英国卸任首相爱德华·希斯访问中国,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会面。在这次会面中,希斯就向邓小平介绍了英国的开放大 学,它利用广播电视等大众化媒介来开展成人教育,在当时是世界性的创举。邓小平决定借鉴英国的做法,这促成了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的重新建立。霍尔在开放大 学研究与教育不仅致力于发展学术成果,同时致力于将其扎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大众的文化实践当中。2011年,金史密斯学院在斯考特·拉什领导下的文化研究 中心,宣布将其研究生课程向社会公众开放,可谓继承了这一理想。虽然对象、内容、力度、目标均有不同,但文化研究对成人教育的重视,与中国学界目前关注的 热点之一——媒介素养,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方面摆脱了实务训练而专注于理论拓展,另一方面又将学术教育返归到社会大众的素质培养和日常实践,从象牙塔到起居室,英国的媒体研究与媒介教育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策略和学术方向。

中国情境下的反思

中国学界试图以自己心目中的新闻学或是传播学的模板去对接英国的学术机制,而两者往往很难契合。正如前述,在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下,诸多的英国高校中, 以新闻学命名的科系并不算多,而冠以传播学之名的学科往往又会与媒体研究或是文化研究并列。因此,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学科本身并非与生俱来,更不是一 成不变。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一个标准模式。学科的形成往往是与社会变迁互动进行的,是包括学术政治在内的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当中国 传播学界面向世界获取学术资源之时,我们应时时警醒,理解一个学术领域的特定历史变迁、社会情境、学科建制和政治策略,由此方能反观自身,理解中国的传播 与媒介研究所面临的境况与议题,寻求发展之路。

(章戈浩: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英国拉夫堡大学媒体与文化分析博士;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访问学者)

原载《青年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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