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保证”的霍尔:霍尔的研究,霍尔研究,霍尔后研究的文献回顾

Posted by gadfly on 二月 10th, 2014 filed in 人模狗样, 抄书笔记

惊闻霍尔先生噩耗,找出这篇十年前的阅读札记,悼念这位深深影响着我的伟大的文化研究学者。

原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4年卷

□ 章戈浩(英国拉夫堡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不少伟大的思想家背后往往会不依他们个人意志而出现一个以他们本人为知识生产原材料的工业。现在对斯图亚特霍尔这样一位仍积极投身于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来说,予以定论似乎还为时过早,而一个以霍尔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工业却正在形成。自从霍尔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教学生涯,对他以及他作品的赞喻与批评之辞已日益增多。由于霍尔本人涉猎广泛,并不囿于固定的学科领域,对他的标签也包括社会学家,传播学者等等,对他评述的作品也会来自不同的领域。具有讽剌意义的是,虽然霍人长年致力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对他本人以及他作品的研究却正在成长为一个跨学科的学科。而与此同时,霍尔研究的兴起也伴随着霍尔式研究的推进。一方面霍尔被供进圣坛,被不断当作原材料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也被另一些学者重新磨砺,当作现实斗争的武器。这样,霍尔本人的学术努力,对霍尔的研究,霍尔式研究,共同交织,将霍尔的思想送进批量生产的工场和知识交锋的战场的可能同样存在。霍尔本人在提到马克思主义时,曾使用了一个术语Without Guarantee。强调理论的开放性,认为理论并不是封闭的结果决定论,改革力量只有经过历史与理论辩证才能产生。事实上这一评论放在他本人身上同样适用。

霍尔的生平与早期作品

霍尔1932年生于牙买加,成长于一个他自称为“一个想成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下层中产阶级家许,而上层上产阶级家庭又想成为英国维多利亚式家庭”。1951年他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1956年由于他放弃了以研究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斯为课题的博士学位。也正是此时,他与新左派发生联系,并随后担任了《新左派评论》的编辑。1961年,他开始学术生涯,进入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教授媒体、电影和大众文化方面的课程。1964年,他受霍加特之邀前往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自1968至1979年他担任了该中心主任。1979年他前往公开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97年退休。

目前尚无一部完全的霍尔作品全集,事实上,很难清晰地分别在诸多书脊上冠以“霍尔等著”中哪一些具体由他亲自操刀。这一事实体现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公开大学乃至英国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传统:许多重要的作品和研究项目均是合作产生。霍尔的早期作品《大众艺术》是与Paddy Whannel合著,《仪式性反抗》是与托尼 杰弗逊等人(Tony Jefferson, John Clarke, Brian Roberts)合编。另一个原因在于他本人反对以选本、读本、全集等方式出版他的作品,主要他不愿以在这种选编过程中生产出对他作品本来不具备的一致性。当然,分散的文章更便于他根据现实,不断地作出修订与重述。他关于媒体研究、文化研究发展的几篇文章如《媒体话语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 of Media Discourse)与《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文化研究与中心:问题意识与问题》(Cultural Studies and Centre: Problematic and Problem)与《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之间明显存在前后演进关系,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流露出痕迹。由于同样的原因,霍尔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完整的目录,在陈光兴与大卫 莫利编辑的《斯图斯特 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中文版)列了较为完整的目录。

霍尔在新左派时期最主要的论文是1958年发表于《大学与新左派评论》的《无阶级的意识》。这篇对工人社区战后对待消费态度的变化的分析已经显露出霍尔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立场。

1964年出版的与韦纳尔(Pdaady Whannel)合著的《大众艺术》是霍尔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这本书与后来霍尔的作品有着明显的思想上的差异,却无疑是霍尔思想的地平线。他并不是从学术研究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而是通过与新左派的联系,从另一层面进入这一领域。这本书正是他“前文化研究”的新左派生涯与“文化研究”思想的承先启后的转折点。在这本书中他形成了后来一以贯之的思说,文化不仅仅只是社会政治变迁的反映,而更具有构建作用。他挑战了传统的高文化好,低文化不好的思维模式,同时又力图区分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群众文化(mass culture)。在这本书中他坦言来自霍加特、威廉姆斯以至利维斯的影响。而有趣的是,在这本书中完全没有提到马克思,虽然很容易从中找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从编码/解码到受众研究

1972年霍尔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的工作论文集第3卷中发表了《新闻照片的决定》(The determination of news photographs),这篇文章明显受到巴特符号学的影响。此后他又陆续写作了《越轨、政治与媒体》(Deviance, politics and the media)以及对图片新闻杂志Picutre Post,以及对电视节目Panorama的分析。当然在这一系列采用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的媒体分析文章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在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7辑上发表了《媒体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doc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media discourse)。在这篇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使他后来颇受传播媒体研究学者关注的“编码-解码”理论。他采用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观点论证,媒体话语不是呈现意义,而是在社会生产、流通与消费中生产意义。这篇文章的一个更正式和更广为人知的版本《编码/解码》于7年后在重新编辑的伯明翰工作论文集《文化、媒体、语言》(Culture Media and Language)中出现。后者已有多种中文译本,国内学术界也已有不少讨论。

英语世界较早而且较有影响的对编码/解码的研究是发表于1983年的贾斯汀 韦沦刘易斯的(Justin Wren-Lewis)的《编码/解码模式:批评与解码研究的再发展》。这篇发表于《媒体文化与社会》的文章很快被诸多实证研究所超越。由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并不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之上,他的学生大卫莫利对电视节目《举国上下》的研究引发了对这一模式的实证证明或证伪的风潮。类似的研究还包括霍尔的另一弟子 Janice Winship于1980年发表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铅印论文集第59卷的《女性杂志的广告1956-1974》(Advertising in women’ magazine: 1956-1974, CCCS Stencilled paper no59, 1980)以及Buckingham 的《公众秘密:东区人及其观众》(Public Secrets: Easterners and its Audienc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London,1987)。而这一系列研究实际上将原来的媒体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展,从文本解读引入到受众研究。事实上大卫莫利等人的作品不仅超越霍尔研究的意义,反讽的是他们的研究也成为当前媒体研究的经典文本,成为了被研究的对象。

从《仪式性反抗》到亚文化研究

1976年出版的《仪式性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则不仅是冠以“霍尔等著”的重要作品,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甚至英国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品之一。全书含十九篇作品,包括理论一、民族志、理论二、方法四部分。大部分作品来自霍尔的弟子。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成为了文化研究领域现今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如迪克 海布迪支、保尔 威利斯、安吉拉 麦克罗比、格雷厄姆 默多克等。署名霍尔、约翰 克莱尔、托尼 杰弗逊、布莱恩 罗伯茨的《亚文化、文化与阶级》(Subculture, Culture and Class)长达数十页,是一篇作为全书导言性质的文章,正在此文中出现了对亚文化的重要定义:这是青年通过风格协调他们的阶级存在。

类似于《编码/解码》引发了受众研究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仪式性反抗》则引发了亚文化研究。1997年由Ken Gelder and Sara Thornton所主编的《亚文化读本》(The Subculture Reader)一书中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作为亚文化的两大传统。在《仪式性反抗》中出现了的不少篇目和作者,此后不断地在亚文化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直到他们如今也被视作经典。比如曾参与了《仪式性反抗》一书的海布迪支,将他在书中的研究《摩登派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od)进一步深入,于1979年出版了《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另一名作者保罗威利斯的研究《吸毒的文化研究》(The Cultural Meaning of Drug Use)也曾入选书中,此后他沿袭对白人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与阶级、意识形态的关注,发表《学习劳动》(Learning to Labour)。这都已成为亚文化研究中的经典作品。有趣的是同样在《仪式性反抗》中出现的安吉拉 麦克罗比的《女孩与亚文化》,引发了麦克罗比本人为代表的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的取向。而这一支女性主义研究的出现在学科政治的意义上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霍尔离开伯明翰大学。而他的离开又为他个人思想的演进与伯明翰学派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从《监控危机》到道德危机研究

《仪式性反抗》出版2年后,霍尔与B Lumley, GmcLennan共同编辑了《论意识形态》。这也是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系列作品中理论性最强的一部。书中霍尔亲自执笔的文章有两篇《科学的腹地: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The hinterland of Science: Ide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和他与此书另两位编者共同写作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葛兰西》(Politics and Ideology: Gramsci)。同书中还收录了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等人理论的介绍。这本书明晰地显示出对霍尔思想形成的两个重要理论资源葛兰西与阿尔都塞。《论意识形态》出版的同年霍尔参与编辑了《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此书被有的评论家当成伯明翰当代研究中心最成功的研究作品。这本书源自1972年11月的汉茨沃斯事件。一个爱尔兰工人在伯明翰的汉茨沃斯被几个黑人少年抢劫殴打。这种被称为mugging的行为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仪式性反抗》一书已有了对此事件的最初反应。《监控危机》则将对mugging的研究放到了“道德危机”的语境中。在方法论上《监控危机》与《仪式性反抗》基本相同,也同样显现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虽然这两本书中所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一个是白人工人阶级的亚文化,另一个则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黑人。但两本书都是对战后英国的文化进行民族志纪录性与结构性的解读。这两部作品不仅纪录大众媒体对白人青年亚文化,还是黑人青年犯罪的担心,以致对社会道德堕落的恐惧,而且更深入地分析这种道德危机如何在大众媒体和社会心理中被生产出来。而事实上这种道德危机其实只是英国社会危机的一个隐喻。被媒体所斥责的亚文化或是mugging,以致后来其他的道德危机中的民间恶魔(folk devil)在霍尔等人眼中,不过只是社会危机的替罪羊。

对《监控危机》一书的最出色的分析是载于1992年出版的《阅读文化研究》(Reading into Cultural Studies)一书,然而《监控危机》一书不仅仅成为了被研究的文本,而是引发了道德危机的研究。1982年出版并于1994再版的《帝国反击战:70年代不列颠的种族和种族主义》更是进一步阐发了《监控危机》一书中所提及的几乎所有议题。虽然这本书并非道德危机研究的首作俑者(最早的研究是出版于1973年的斯坦科恩(Stan Cohen)的《民间恶魔与道德危机》(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St Albans: Paladin),而这本书中对道德危机所作的深入研究,此后被发展成为为英国文化研究、媒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道德危机最出色的研究包括彼得 戈尔丁(Peter Golding)与苏 米德顿(Sue Middleton)1982年出版的《福利的形像》(Images of Welfare),在这一研究中戈尔丁对福利社会中对贫困现象的新闻报道为个案,研究了70年代中期的道德危机,这部作品也开辟了研究西方媒体中的贫困现象这一新的领域。高菲 彼尔森(Geoffrey Pearson)于1983年出版的《流氓》( Hooligan)则回溯了十九世纪的道德危机。Simon Watney 于1989出版的《监控欲望》则从书名上就可以显露《监控危机》的影响。近年来道德危机的研究仍是英国媒体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最新的研究包括Jonathan Spinghall于1998年出版的《青年大众文化与道德危机》(Youth, Popular Culture and Moral Panics)Kenneth Thompson 于1998出版的《道德危机》( Moral Panics),Kisten Drotner 于1992发表的《现代性与道德危机》(Modernity and Moral Panics) (原文发表于 Skovmand, 与 Schroder编辑的《媒体文化》一书),查斯 克里彻(Chas Critcher)于2003年出版的《道德危机与媒体》( 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以及朱迪斯 罗姆伯山姆(Judith Rombotham)与金姆 斯蒂文森( Kim Stevenson)2003年出版的 《行为不端》(Behaving Badly)。

撒切尔主义,新时代与认同的政治

《监控危机》一书出版后一年,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当选首相。从1979年至1990年保守党政三度执政,然而其间却是GDP大幅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英国甚至自工业革命以来首度成为纯进口国。这种政策与政党形象的反差,自然成为研究当今媒体文化、政府公关对公众影响的绝佳个案。霍尔将此视为战后英国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历史转折点,他将保守党这种意识形态上成功操作命名为撒切尔主义,并从意识形态表征的角度进行了批评。他先后在《今日马克思》《新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83与1988年结集为《撒切尔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通向复兴的艰难之路》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霍尔认为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成功是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想像的因素,比如英国性、帝国主义的怀旧、爱国、道德价值等,这些想像是以回归的现代化与权威主义的大众主义为特征的。1989年9月起,霍尔在《今日马克思》杂志陆续发表文章,此后重新修订并结集出版了《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霍尔提出撒切尔主义是资本主义对新的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回应,而新左派也应当作出自己的回应。他认为撒切尔的答案是退回到狭隘的英国认同,而霍尔则提出了“认同作为族性”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s ethnicity”)。这一系列作品,成为了霍尔作品中最受争议的部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对他提出了批评。如Jessop等人于1988年编辑了《撒切尔主义》一书,Hirst于1989年出版的《撒切尔之后》(After Thatcher),Sivannandan在1990年发表的《溶于空气的是固体:关于新时代的废话》(All that melt into air is solid:the hokum of New Times)。其中《撒切尔主义》一书中对霍尔的批评最为典型,主要认为霍尔过度强调了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事实它并不具备霍尔所认为的那种权威,而霍尔又过于忽视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方面。事实上这一系列相互争论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关于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的研究领域。在最后几篇关于新时代的文章中霍尔提到了撒切尔主义对族性(ethnicity)这一概念的追求。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的流散(diaspora),后殖民(post-colonial),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等概念引起了霍尔的浓厚兴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写下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如1987年的《最小的自我》(Minimal Self)1988年的《新族性》以及1997年的《何时是后殖民》(When was the “post colonial”?)。霍尔这一时期的研究大大超越了传统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研究,而形成了新的认同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identity)研究,前者强调对文化团体和集体的百分百的义务与认同,而霍尔则强调差异,自反性与偶然性。霍尔的研究不是基于人类学的对活生生的人的研究,而是对英国八十年代黑人电影的研究,他认为族性是在表征中生产出来的。2000年霍尔对于族论以及多元文化的理论被一部报告所再度阐发。《多元种族的不列颠的未来:帕雷报告》,是开始于1998年一项旨在推动种族公的工程,霍尔虽然并未担任研究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但他的影响在报告中十分明显。报告说明英国历史上就是种族多样的,而非我们所想像的单一种族的社会,而文化与传播机构对种族与文化差异的表征不尽人意。霍尔参与这项报告,相对他的其他作品显得不寻常。而当霍尔从大学退休后参与这一项目,这一行为更证实了对他的标签不应当是理论家或是政治家,而是一个文化批评者。

关于多元文化特别是黑人文化同时也成为一个鲜活的研究领域。1987年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There Ain’t Black in the Union Jack),这是基于霍尔对于种族的观点的最有影响的黑人文化政治的研究作品。在吉姆 麦克盖根的《文化大众主义》(国内有译本作文化民粹主义)则专辟一章对新时代对出研究。Mercer与Julien于1988年发表于《银幕》杂志的《边缘与中心》(De Margin and de Centre)基于霍尔的新族性论文作了阐发。

霍尔后研究:霍尔研究或是霍尔式研究

最主要的对霍尔研究的论文选集是由大卫莫利与台湾学者陈光兴1996年选编的《斯图斯特 霍尔:文化研究的批判对话》是最早的以霍尔为专题的作品(此书由中文由陈光兴、唐维敏编译后以《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将霍尔作为研究对象,而收录了大量的霍尔的对话与访谈、霍尔本人的作品以及关于霍尔本人以及他所作研究的文章。书中收录的霍尔本人作品包括《新族性》、《致阿伦 怀特:转型的隐喻》(For Allon White: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重要的访谈则包括陈光兴所作的《流离失所:霍尔的知识形成轨迹》(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格罗斯伯格所作的《论后现代主义与接合》(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此书推出后被视为深入了解霍尔思想的必读书之一。另一部类似的作品是出版于2000《不作保证》一书,副标题就定为向霍尔致敬。此书由现在已是文化研究界国际知名学者的吉尔罗依、格罗斯伯格与安吉拉麦克罗比主编,全书三十四篇文章.包括斯皮瓦克、洪美恩、朱迪斯 巴特勒在内学者从不同方面展示了霍尔的影响。尽管这本书是作为献给霍尔的礼物,收录文章却既包括《霍尔与社会政策》《作为文化政策的公共教学:霍尔与文化危机》、《霍尔:大学与骚动》、《在南非读解霍尔》,也有不少篇幅是《用纯文学术语谈论文化问题》、《日本天皇制度的文化政治》、《第二次现代化失败:从新韩国到全球化的话话政治》。此书的编者也认为这本另一功用则是对文化研究被体制化曲解后,文化研究学者们对文化研究未来所做出的反应,而这是由霍尔本人所承担的精神。在这两本书作为最重要霍尔后研究,展示了对文化研究这一正在迅速被英语世界(主要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体制化过程及其反应。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的讲述,被含糊的术语诸如伯明翰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统一在一起,而霍尔则当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具体象征。在很大程度,霍尔被当作了文化研究对社会政治生活成功参与的保证,而事实上他本人的思想又拒绝这种保证,理应成为不作保证的思想。这两部作为向霍尔致敬的作品集所呈现出的霍尔后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对霍尔以及文本的研究正被纳入被体制化的文化研究,甚至正在形成一个“霍尔研究”,而这些作品集同时又在努力尝试将霍尔的思想应用于新的研究领域。因而霍尔后的研究实际上是霍尔研究与霍尔式研究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场景。

此后,西方主要的学术出版社纷纷推出了以霍尔为题的专题。这一系列作品中,对霍尔的研究与霍尔式的研究的交织更为明显。2003年polity出版社的重要当代思想家系列丛书出版了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教授克里斯 罗耶克Chris Rojek的《斯图亚特 霍尔》。同一系列包括德赛都、艾柯、阿尔多诺、萨伊德、乔姆斯基等三十八种,还将陆续出版二十一种。这是第一本完整深入进行霍尔研究的专著。相比此前霍尔研究的各种选集,这也是第一本来自伯明翰圈子之外的作者所书写的霍尔研究。这并不是一本学术传记,全书正文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章完全的文化混血儿,大致以时间顺序描写了霍尔生活的几个重要阶段,从处于牙买加肤色与阶级关系中,到成为英国社会中的黑人,到新左派的一员,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到处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直至处于有机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非常有趣的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辟出一节:伯明翰的教学与研究,其中大篇幅列出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课程,将霍尔参与的教学与研究实践作为他思想轨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表征与意识形态。这也是霍尔分析社会文化的两个重要概念。作者在这一部分着重分析了霍尔对《马克思1857年序言》读解中所阐释的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对霍尔的影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想像关系,以及伏罗希洛夫、巴赫金思想对霍尔的影响,以及最近拉克劳(Laclou)与莫弗(Mouffe)采用福柯的话语观念对意识形态与表征取向的影响。第三部分国家与社会分析了霍尔从《仪式性反抗》到新时代的一系列研究。第四部分《文化与文明》则集中讨论了霍尔对于文化、族性、后殖民的论述。有意思的是,作者特意提及了霍尔对社会学家埃里亚斯思想的忽视,由于埃里亚斯在西方国家中最新楚地明析了文明这一概念,霍尔对他的忽视并认为是一个重大遗漏。此书也是全部以霍尔为研究主题的作品中,对霍尔提出不少批评意见和指出霍尔本人研究缺陷的少数作品。

Sage出版社于2004年也出版了一部关于霍尔的新书,《理解霍尔》(Understanding Stuart Hall)由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高级讲师海伦 达维斯执笔。全书同样按时间顺序分为八个部分,遭遇祖国、极严重问题讲述了他前伯明翰时期的思想历程,第三部分问题中的媒体,则集中介绍了霍尔对电视以及媒体的研究。第四部分与天使摔跤,主要评论了马克思、葛兰西与阿尔图塞等人思想对霍尔的影响,作者介绍了一部较少为人关注的霍尔的作品,在英格厄姆(Ingrham)所编《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ism)一书中霍尔以足球流氓为个案所做的研究。达维斯没有过多地谈及霍尔主编的《仪式性反抗》,而在第五六部分表征的政治与甘冒风险地生活分别评介了《监控危机》与对撒切尔主义的研究。第七章介绍了霍尔近年来对新族性的研究同时分析了葛兰西对霍尔的影响。全书最后以霍尔的一段题为《破碎的与具体的》谈话作为终结。此书并不旨在全面概括地评述霍尔,或是提供一个完整的学术传记,而是希望通过介绍霍尔使读者直接阅读霍尔,因而全书侧在对霍尔思想脉络的分析,而不是对他作品文本的分析。同时,作者为写作此书采访的霍尔本人,因而提供了一些霍尔对自己思路的评价。

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批判思想家系列丛书于2004年推出了《斯图亚特 霍尔》,此系列已出版的思想家介绍包括远至尼采近至齐泽克,以及罗兰 巴特、鲍德里亚、朱迪斯· 巴特勒、伏波娃、福柯、弗洛伊德、詹姆逊、萨义德等20人的学术介绍。执笔霍尔一书的是斯特灵大学英语研究讲师杰姆斯 普罗克特。书后附有霍尔作品简要目录,霍尔研究与霍尔之后研究目录以及对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作品目录。全书以将霍尔的思路大致按时间脉胳分为三大部分:为什么是霍尔、关键思想、霍尔之后。在为什么是霍尔这一部分以介绍霍尔生平为主,分析了霍尔思想的形成脉络。关键思想一部分则细分为六节,对霍尔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别评述。解构流行一部分主要评述了霍尔早期作品《流行艺术》以及此后于八十年代,他采用葛兰西霸权理论以及伏罗希洛夫和巴赫金的理论对流行/大众的解构。进入文化研究一部分则介绍了他在伯明翰的研究与实践。编码/解码一部分介绍了他对媒体研究的影响。种族与反抗一部分,则是评述《仪式性反抗》、《监控危机》,撒切尔主义与新时代部分,介绍了他的这两个研究项目,真实的自我一部分则介绍了霍尔最新关于族性的研究。此书相对前几部作品更为浅显,篇幅也较小,集中地介绍霍尔本人的研究文本。

霍尔研究的热潮也不限于英语世界,2001年台湾生智能文化事业出版的当代大师系列中胡芝莹所著的《霍尔》,是中文霍尔研究的较早专门书籍。全书分为六章,其中正文部分为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霍尔的意识形态、霍尔的媒体研究、霍尔的政治研究,介绍霍尔的生闰以及英国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及其与以克思主义的关系; 古典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霍尔的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霍尔的编码与解码模式;撒切尔主义以及新时代等研究。

通过对霍尔的研究作品,研究霍尔的作品,以及霍尔后的研究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思想家,霍尔的思想以及他的研究作品已经跨越了国度与学科的边界,产生的广泛的影响。他本人甚至成为了文化研究的代名词。他的不少作品和研究思路甚至研究方向都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如《编码/解码》直接触发了受众研究,《仪式性反抗》引发了亚文化研究,《监控危机》引发了道德危机的研究等等。近年来则更多地出现了对霍尔的本人及其文本的研究,与此同时,也存在将霍尔式的研究以及他的思想与方法进一步深化的努力。同样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英语世界,当国内陆续引进译介霍尔作品时,似乎很快也要面对这种选择。到底是将霍尔作为某种学科的保证,作为研究的对象,或是以他的精神或是方式推进类似的研究。特别是当我们所面对的是与霍尔所阐释的不尽相同的语境时,不作保证的霍尔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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