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仲旭:“因为他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

Posted by gadfly on 九月 1st, 2014 filed in 旧事重提

结识仲旭有十多年,只见过一面,那也成了唯一一面。

每年给学生上课时定会给学生放电影《一九八四》,并推荐他们读原作。末了,还不无得意地说,译者孙仲旭是我的朋友。只是这朋友两个字,我很难名副其实,虽然离广州并不太远,却一直没有专程去拜访他。而仲旭却真真地担当得起朋友二字,只要你需要他,他就在那里,无论是探讨翻译难题、吐槽劣译滥书,分享美食美景,只要在微博上豆瓣上邮件中电话里招呼一声,他就不温不火要紧不慢地给你一个回应。

2002年4月17日。我收到仲旭给我的第一封邮件。那时我曾做过一个奥威尔为主题的网站,收罗与他有关的种种文字。仲旭来信告诉,他是网站上收录《我为什么写作》的译者。他后来重译了一次,希望我能替换掉原来那篇。我们就这样通过邮件有一搭没一地聊起来。原来他年长我一岁,原来我们一样都是英文系毕业,原来我们同样正做一份不那么热爱也不那么憎恶的工作糊口。那时,他用业务时间译的《一九八四》、《上来透口气》即将出版。

后来又在书店里见到了仲旭译的《塞林格传》,于是毫不犹豫买下来,还写信向他汇报。谁知,他却回信说这本译得不太好,不太值得读,他倒是认真地译过《麦田里的守望者》,只是尚未出版。当时未曾明了这话的意思,许久后见到他在豆瓣豆列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辞条写下这么一句“我译的第一本书,正式出版的第10本。”,才慢慢体会到个中颇有些不足与外人道的意味。

和仲旭聊得最多的还是奥威尔,他一再鼓励我将奥威尔其人其书在中国的“旅行”作番研究,他在信里给我提供了不少材料。

奥威尔在中国的地位变化的确很耐人寻味。在王佐良编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上,仅仅两三处提到了他的名字,而且主要是以散文作家来说的。侯维瑞的《现代英国小说史》给了他不少篇幅,但仍不脱“反共作家”的标签。在中国,真正给其公允评价的就是董乐山,但在他的四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文集中,有几篇文章也能看出他对奥威尔的看法嬗变,很有意思。而最近看到冯亦代的旧书《撷英集》(敦煌文艺版)中对1992年一本奥威尔传记的评论中,竟谓奥在文学史上全无地位,此老先生冬烘了一次。

而我竟一直辜负着他。

一次,收到仲旭来信问我是否有董乐山译的《奥威尔文集》,他正在译奥威尔的传记,要查对一下董乐山先生译的几篇散文,信末他说会将书复印下来,然后原书一定会璧还。尽管我给他寄书时一再声明,书留在他那里更有用一些,但仅仅一周后,就收到他精心包裹的那本《奥威尔文集》。听说我学过一阵子Esperanto,在翻译《奥威尔传》时他还特意来信询问我是否能找到奥威尔与世界语者组织的往来、《一九八四》附录《新话的原则》与世界语之间关系的相关资料。后来读到《奥威尔传》发现这其实只是其间寥寥数笔,方知他译著之时精细的考证工夫。我那时忙申请去英国念书,记得他还曾特意嘱咐我有机会碰到当地人,问一下Wigan到底是读作维冈还是维根。

2004年1月15日,我搬到英国一个小镇读书正好一个月,恰是文化休克犯着汉字饥渴症的时候。一大清早被邮递员叫醒,原来有个来自广州的包裹,急不可耐地拆开,是一本《奥威尔传》。那种欣喜实在是难以名状的。我去信致谢,他却只是平淡地回信说,不用客气,因为工作关系,邮寄东西挺方便的。我无以为报,只有拿着书到屋后的一条叫Orwell Close的路上照了一张相,寄给了他。

读罢译作,我忍不住自作聪明去信指摘译文中为了追求简洁,而显得有些文白相间。仲旭特意回了封信给我:

对奥威尔很是感兴趣,但是目前还没有专作学问的心情,只是零敲碎打译一点,写些文章而已。我之翻译,本来就是无心插柳的事,走过不少弯路,近来才多看一些指导翻译的书。在风格上,目前追求的是简洁、准确。《奥威尔传》的原文更学术化一些,我已经做了不了努力想使它更好读一些。同时,我希望在语气上译得客观、冷峻一些,所以才有不少文白夹揉的地方,若是译生动如白话的小说,我则会注意避免。总之,对于翻译,我目前仍是乐此不倦,希望渐渐能有所进步吧。

后来,仲旭有了博客“一亩三分地”。他的每月观影记、读书记也成了我读书与观影的索引。他的Naming words更是也会抄录在自己笔记里。此后更多的互动是在豆瓣、微博。有次在大英图书馆见到一个科幻小说的展览,里面居然展出了奥威尔的笔记本,连忙用手机拍下奥威尔手写的的大洋国三个口号,然后四处找寻免费wifi上网发到微博上@他一下。在纪念品店里见到一只企鹅版《一九八四》封面的咖啡杯,我问他的邮寄地址,好送他一只。他回答不用了,万一邮寄时摔坏了怪可惜的。我当时竟没有坚持一下也就作罢了。

2010年秋天,我决意离开英国,和仲旭谈起这事,他提醒我,怎么不在英国找找奥威尔的故迹。于是在他的帮助下,做出一份奥威尔的伦敦地图。然后按图索骥,每到一处便拍下照片传给他。记得我告诉他Langford Court是在一个叫abbey road的地铁站下车。他责怪我,怎么没在这条路上拍张照。是呀,他可是《见证披头士》的译者。

2010年10月10日我专程去了一趟牛津附近一个偏僻乡村找寻奥威尔的安眠之所。临行前,发现手头并没有仲旭的译作,于是从网上找到他作品的封面存在我的电子阅读器中,带到奥威尔墓前留影,并找来几株野花献在墓前,其中一枝特意代仲旭署着 Translator of your work。

后来,他在博客里写道:

如果我真的身处奥威尔墓前,很可能百感交集乃至流泪,因为可以这样说,在选择了文学翻译之路这件事上,奥威尔对我有着决定性影响。翻译奥威尔是我的一个长期目标,至今翻了他的四本著作和一本传记,超过70万字。但是毕竟好久没翻译他的作品了,上一次译,还是06年初译《巴黎伦敦落魄记》时。我一直计划再译两三本他的书,却老是开小差去译别的作品——尽管也都是不错的,我喜欢的。但是我对奥威尔欠的这份“债”却一直压在心头,不能再拖了,明年之内,一定会先完成一本。时间已经证明了奥威尔的价值,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把奥威尔译下去。

遗憾的是,他无法再完成译就奥威尔全集的宏愿了。

2012年7月22日,正好去广州办事,临行前记起给仲旭打了个电话。他忙说一定要见见。考虑到我对广州交通并不熟悉,他横穿了大半个广州约在我住处附近的一家餐厅。那是个夏日正午,我赶到时,仲旭已提前抵达了,正静静地坐在餐厅一角拿着一卷A4纸打印出来的译稿校读。尽管是初次见面,我们毫无生疏感,他拿出一本《梦想家彼得》说,这本书是他为儿子而译,所以这本书不是送给我的,而是送给我儿子的。

大约不让我心有负担,他连称这里虽然离他家远,但他常来,作为吃货他对此间的湛江菜馆情有独钟。仿佛还是特意“挑衅”地问,有一种沙里的虫子,你敢吃吗?我拍着胸膛:我念过人类学,当然要吃。他还特意掏出手机,拍下来,发了条微博。于是,就着沙虫萝卜汤,他问起我的田野故事,谈起他的非洲之行,大讲各种政治不正确的笑话。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值得一读的非洲民族志。我几乎不加思索说:《天真的人类学家》。我在写论文痛苦不堪之时的枕中秘籍。不过就像小时候的饼干盒子一样,不舍得一次吞个精光,每次只偷偷瞄上几眼。他听罢哈哈大笑。后来在豆瓣见到他几个月前读过这本书,不知那时他读这书时是在捧腹大笑吗?

一锅沙虫很快被我们吃得精光,我们也从如何阅读奥威尔谈到了如何与孩子相处,直至日影西斜,只得约定有机会他带我几次吃遍广州田野考察。原以为是后会有期,没想到竟是一期一会。

2003年时,仲旭曾寄给我一首他译的关于奥威尔的诗歌,不知道这首诗曾经公开发表过没有。他当时曾希望我放到那个奥威尔网站上,让更多人读到。那个网站早已不复存在,但这首诗和仲旭其他的译作一样一定会有更多人读到、被更多人记住。

    乔治·奥威尔

(英) 罗伯特·康奎斯特

孙仲旭  译

道德和思想的冰川稍稍融化

显出他热切意图的威力。

因为他教会我们真实所具意义

严冬不再将其猎物如此紧抓。

可以看到,他的帮助并非谁都感恩,

因为他们多么恨他,是他收起

速效功能神话带来的慰籍

证于无情的世界和他们更无情的心。

我们亡于话语。他恢复了作为标准

真正的人,真正的事或物;

——因此我们看到并非战争而是受苦

两者同至尤其应当痛恨。

他与伟大的世界分享——为更伟大的目标——

其真诚,具有奇特而巧妙的力量

你只跟少数几个不会背弃你的人分享,

十几位作家,加五六友好。

一个讲道德的天才。寻求真理

有时被我们视作蠢行而不以为然,

就像达尔文向植物吹巴松管;

他亦会犯错,但绝不自称天使。

而那些人将某条真理的经验主义局部

浸于激情诗歌或者教条并变得狂热;

——他们却不比任何一位作家的诗味更多

他把这一教训留给了所有诗歌,所有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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